我想重点谈谈经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多数年份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存量增长率，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率低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2008年以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大幅度上行同时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行。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现在的增长率的下行并不是供给问题导致的。资本生产率下降，说明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投资效率在下降。
平均资本生产率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0.4-0.5下降到2013年0.3以下，边际资本生产率从0.4-0.5下降0.146。从资本存量的增长看，不存在供给方面的障碍，直接的原因有出口增长放缓因素，也有大规模刺激政策退出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国内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结果是2009年以后产能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产能过剩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凯恩斯认为投资可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是主体，大部分是原材料的投入和机械设备的使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人工费占不到15%。无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短期是有限的，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浪费和损失。我们现在处于超高储蓄率和消费率的水平上，不断用刺激性的政策扩大政府投资，用货币政策刺激投资这套常用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带来短期的效果。长期看会加剧结构失衡，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更加严重。
从能源和资源消耗也可以看到，我国固定资本形成从2000年的不到5万亿到2013年的25万亿，同期化石能源消费从不到14亿吨增长到34亿吨，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这都是过度投资的副产品。高储蓄高投资是高增长的保证，但过高的投资率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和较慢的消费增长并存，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
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领域，这些投资不直接带来产能扩张，但同样会形成泡沫。各地房市不景气，说明存量房过度积压，反映房地产市场过去若干年的过度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当然还有很多有效投资的空间，但已经出现大量无效和低效投资，有很多政府所谓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因此投资不是越多越好。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叫资本储蓄的黄金律，指的是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会劣化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全民福利的下降。
这种过度投资与政府行为相关。过去这些年政府投资起到引领投资增长的作用，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4.7万亿，至少有14万亿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政府投资来自预算内一年2万多亿，来自土地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的4万亿以上。
我国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不足，有以下原因。
第一，我国政府承担过多的投资责任，但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足，存在强制储蓄的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不足迫使中低收入居民要提高储蓄，抑制消费。而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投资作为市场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执行。
第二，我国长期存在收入分配失衡。90年代中期到现在，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在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在下降。同时，政府收入在扩大，但是政府没有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是在投资方面耗费很多资源。政府投资过高和行政支出过高并行存在，相对而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有增长但仍然不足，表现在我国政府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和GDP比重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支出水平。城市1亿6千多万农民工，大部分没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他们的覆盖率不到20%。我们的专项支付缺乏效率，而且存在腐败和浪费。
第三，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基尼系数的变化从改革时期的0.3%左右上升到目前接近0.5%，在世界上是收入差距特别大的状况。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差距越大，富人的收入占的比重越高，增长越快，储蓄率也相应越高。
如果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从50%左右下降到40%或者更低，消费率相应提高10%，结构平衡后，内需充分，经济增长就有了带动的力量，会恢复到相对更高的增长率，因此需要经济结构调整和通过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短期的改革政策重点不应当是经济增长，因为现在用传统的思路保经济增长也保不住。政府带动投资，政府扩大货币供应来刺激投资，只能在短期带动一点增长率，接下来会使得消费和投资之间的结构失衡更加严重，带来的长期问题更难解决。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保增长思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但会继续走低，而且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长期的改革政策重点应当放在调结构和促改革，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改善收入分配，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一系列改革如果能够到位，将会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和国内结构的再平衡。
短期而言，建议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财政政策相对积极，但重点不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而是把重点放在企业减税、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鼓励国内的消费回升和市场更加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