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讨论集中在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判断，以及宏观政策的各种选择。一季度形势比较严峻，开局困难，但经济运行尚在合理区间。计划工作过去讲“综合平衡”，每年的经济增长与三驾马车之间的指标增长速度都是配套的，但近年来有关指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能够相互印证。2014年我去地方考察的时候看到，有的省工业总增加产值年增长只有5%，但是GDP年增长却高于7%。2015年前两个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只有6.8%，一些先行指标甚至呈现负增长。仅仅用服务业增长比较快以及一些创新型产业加快了结构上的变化，来解释当前经济增长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对于宏观经济数据是否科学准确的判定有不同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专家还是一致认为，当前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惯性下滑以及通货紧缩风险明显上升的压力。特别是，宏观经济分析应该建立在科学统计指标体系上，这一点要达成共识。
      与会各位专家对经济下滑的原因有不同的关注侧重点和不同的看法。樊纲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因素、王小鲁从经济结构角度、鲁政委从政策角度特别是汇率政策角度进行了分析。我赞成很多同志提到经济下滑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有关的看法，譬如认为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造成经济下行。因此，一方面对经济下行要提高决策容忍度，新常态的提法很大程度上呼应民间或者说是专家这样的看法；另一方面容忍度也是有底线的。原来提倡要淡化GDP指标，现在还是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下滑突破底线，可能带来经济和社会的风险。最后如果转化成政治风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都会带来严重的冲击。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应高度重视内需不足、动力不足、社会信心不足和政策力度不足问题。
      会议讨论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对策，涉及到财政、货币、产业、房地产等一系列政策。大家对财政政策意见比较一致。目前财政政策采取了扩大赤字、结构性减税、对微小企业提高免税额度，以及置换地方债务等一系列措施。但是对于这些刺激性政策力度够不够，特别是这些财政政策会不会被目前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紧缩压力对冲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去年以来土地财政紧缩对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冲击。2015年按照国务院提出的意见对地方一些财税优惠政策进行清理，可能对冲掉很大一部分目前出台的扩张性刺激性政策的效果。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大家对货币政策总体意见也比较一致，就是回归到中性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给人的印象还是偏谨慎，应当把没有退出紧缩的政策退出去。2014年货币当局采取定向降准的政策，效果是好的，但力度还不够。2015年应适时推出降息降准的政策。鲁政委把目前实际有效汇率的高估与当前经济存在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这个分析很有价值，当然货币当局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马骏也谈到，汇率的大幅调整还要考虑到挤兑风险以及其他风险。汇率小幅调整如何和当前国际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标准和要求一致，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汇率应当真正盯住一揽子货币而不是仅仅盯住美元被动升值，汇率的上下调整空间可以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应该尽快退出汇率的日常性行政性干预。如果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调整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有效汇率不一定这样高。这对于扩大外需以及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很有意义。
      会议对于产业政策以及房地产政策都做了讨论。大家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或者调整很重要，但是作用还是受到局限，产业政策的定位和作用还值得商榷。鲁政委上午发言里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的一篇文章，实际讲的是竞争政策。我们的经济目前出现这么大结构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长期以来推行的各种产业政策有关。当前很大的危险是为了拉动经济和投资再出台一些带有盲目性的投资和消费工程，强化对市场的干预。阿吉翁的文章把产业政策划分为水平定位和垂直定位，但是中国长期以来习惯在一个产业里确定领军型企业并给予特殊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应该坚决退出。这两年全国人大对此做了一些工作，今年两会预算报告和计划报告都明确讲到今后预算内的资金不再投到竞争性领域。这是很好的变化。另一种产业政策是确定赶超型或者战略性产业，给这些产业吃一些政策偏饭推动这些产业高速发展，这对其他产业来说也不够公正。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出台一些这样的政策，但这样的政策要有一定限制。最重要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通过体制变化扩大市场准入、发扬企业家精神、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科技创新，通过市场化竞争推动各个产业的共同转型升级和发展。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要及时出台各种调控政策。去年西山会议上我讲过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4月人大财经委会议上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尽快在财政、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上进行调整。但直到半年后，2014年9月30日才开始取消除一线城市以外二三线城市的限购性政策；又过了半年，今年3月底再次出台政策降低首付比例。但这些调控还是为了拉动经济、投资、消费做的被迫调整，而不是对于房地产政策或房地产制度做全面的反思。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下午会议集中讨论当前改革走势以及改革推进方式。2015年是攻关的关键年份，也是“十二五”最后一年。如果2015年有些重大改革不能取得突破，“十三五”或者2017年以前完成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任务是比较困难的。顶层设计的安排照顾到了各方面改革重点任务，但目前改革中确实存在着部门化、碎片化、行政化的现象。这些现象带来以下问题。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任务或者改革的重要思想打了折扣。二是很多改革措施出台后难以落地。三是各项措施束缚地方改革的手脚，不能抢跑，不能偷跑，就是试点也要用各种清规戒律先管住管好。这对于改革的深化确实是不利的。
       下一步的改革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问题导向性”的重大改革。既要落实中央部署的任务，更要突出重点，尽快释放改革红利，对能够增长经济内生动力的改革要抓紧继续推进。高尚全主任讲到“科技创新、万众创业”，这首先要通过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的活力。要进一步打破目前的行政性垄断，真正放开市场准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往往是压力到了一定程度才能够真正取得突破。如成品油的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到现在还是集中在“几桶油”手里，从根本上压抑了市场活力，对于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是不利的。打破垄断和市场准入的改革都应该进一步加快。
      不能把城镇化作为短期的刺激手段和拉动内需的手段，也不要赋予城镇化多元化的功能。城镇化应该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投融资等方面真正迈开实质性的步伐，而不是这边改革户籍制度，那边又在一些大城市入户附加新的条件。如果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有关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突破，能够产生很大内需，经济能够增加很多新活力。
       第二个层次是“市场导向性”的改革。可以结合“十三五”规划和过去长期的顶层设计工作进一步推动改革。最近我在全国人大做关于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的专题调研发现，看起来好象这一两年改革步子很快，但无论是油、气、电、水还是其他的价格改革，到最后一步都很难。如果仅仅是价格放开而市场没有放开，没有配套推进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市场机制、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也是不行的。另外，目前公用事业价格还存在大量交叉补贴的问题。居民使用的水、电、气等价格比较低，低于成本的部分需要政府或工商产业补贴。如果这些产品按照市场化原则重新定价，必须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
      最高的层次是通过立法推进改革。改革应该和依法治国以及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进一步结合，通过贯彻四中全会的文件精神，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即使通过《立法法》的修订，但过去以部门立法为主，转为立法工作人大主导的过程还很漫长。立法本来是要对权力做一些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现在“笼子”的后门和钥匙——法律的解释权，都在权力部门手里。法律能不能制约权力？这方面体改研究会和在座的各个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做一些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