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橄榄形”社会结构的讨论颇多。多数参加讨论学者大体上形成共识，即在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或者渡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社会，由于社会上的主体是中产阶层，从而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
一、中产社会形成的三条渠道
我国中产阶层在过去的10余年中，比例有了明显上升。当然主要集中在中产的中下层。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或渠道导致了中产阶层比例的增长呢。本文认为，有三条最重要的渠道。
1.正规教育渠道
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我国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机制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产地位的很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学习的要求。又如，户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户籍极其严格控制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清华大学数据证明，迄今为止，我国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非农业户籍）的三种最主要的渠道是：升学参军的占23.9%，家属随迁的占22.6%，招工转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购置房产、征地拆迁、城市扩建、积分落户、投资落户等等，比例都很低。所以，千千万万的家长们最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够通过高考上好大学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属于农业户籍子女的高达63.3%，他们毕业后，很多人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转变。所以，高考，正规教育是实现中产的重要渠道。但是，也应该看到，与同龄人口比，大学生人数比例还不高，所以，高等教育虽然是最得到社会认可的实现中产的渠道，但是，毕竟人数、比例比较有限。更何况大学生毕业后情况复杂，有些顺利上升，另一些则还受到各种阻碍。
2.专业技术渠道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看，在全体就业者中，通过专业技术证书、或专业技术渠道进入到中产阶层中来的，占很高比例。所谓专业技术渠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工作者，如教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这类专业工作者与上面的教育渠道是接轨的，我国专业职称、专业地位认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评估认证制度，因此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另一类是技术工作者，主体是技术工人。与专业工作者的职称制度相比较，我国技术工人的评估认证制度存在较大问题。五普和六普数据显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我国工业产业有了极大的增长，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尖锐反差的是：我国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00年11.2%，2010年9.8%，这是十分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不仅是对于技术队伍发展的警告，也表明，通过技术进入中产队伍的渠道严重受阻。为什么会如此呢？笔者以往的研究就提出，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我国的技术人员、技术劳动者的认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3.市场渠道
指通过经营、运营、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从理论上说，市场的渠道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渠道，是每一个老百姓最容易进入的渠道。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引入市场机制。所谓市场主要指三个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信用市场。商品市场交易的双方是商品经营者与商品消费者，劳动力市场交易的双方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金融信用市场交易的双方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消费者。从机制上看，目前，前两个市场的开放度比较大，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可以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第三个市场，金融信用市场，相对而言，开放最小，民间的融资是违法的，再加上金融机构的垄断性很强，这就造成有垄断权的金融机构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广大老百姓处于不利的地位上。所以，金融信用市场的垄断性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
六普数据显示，在过去10几年里，中产阶层最大的发展是在商品市场中发生的，即商品经营者的队伍急剧扩张，高比例的老百姓进入到中小经营者的队伍中来了，而在中小经营者中，很高比例是来自农村流入城市人口中的成功者。在城市小经营者中，来自农村的经营者占据主体，诸如个体工商户、建材城商贩、电子城商贩、服装营销商贩，乃至菜市场商贩以及其他各类商贩。当然，这里面也同时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扩张，雇佣者大多数是中小雇主，而被雇佣者也有很多进入到中产队伍中来。
本文证明，市场渠道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市场给农民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最大机会，在过去的10年中是我国中产阶层增长的主渠道。从发展看，我国产业结构会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制造业比例在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在攀升，市场渠道对于社会结构转型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大。
二、怎样为我国中产社会的形成拓宽渠道
本文探讨了进入中产阶层的三条主要渠道，那么，从决策角度看，怎样进一步拓宽老百姓地位上升的渠道呢？
1.怎样拓宽中产社会的教育渠道？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高校扩招的方针，这本身就是拓宽中产渠道的重要举措。我国高校录取大学生的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2014年的大约700万人，增加了5倍以上。招生的人数确实不少了，高校再扩招的能力也十分有限。更何况高校毕业生仅仅是“中产潜在群体”，“中产潜在群体”变为“中产现实群体”需要完成“进入中产职业队伍”的转变。所以，关键问题是，高校能否培养出职业市场所需要的中产队伍，以及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进入中产职业。如果毕业生就业困难，则该潜在群体越大、积蓄的社会矛盾越突出。笔者以为，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自身的培养机制问题，即高校培养的学生与职业体系、就业市场对于中产人才的需求不能匹配。近些年来，高校建设的浮夸之风甚重，追求的往往是表面文章，本来是“学院”的设置都改名为“大学”，而大学又一味追求所谓提高层次，攀比和追求更高学位的设置，以为博士点、硕士点设置越多越好，但是，这种空头高学历的培养模式与社会职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当前，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而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跟不上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我国的专业设置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由政府定位，高校没有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导致一些专业的设置明显地不能与社会需求接轨。笔者建议应试验允许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自设专业，应鼓励人才需求方与高校一线教师共同设计社会急需专业。此外，我国高校培养的学生还受到了一系列身份体制的制约，如上文所述的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大专等等，这些不同身份体制之间是封闭的，这种特殊的教育身份制度，严重阻碍了毕业生向中产职位的自由流动。中央18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这应该是打破教育身份制度的重大举措。
第二，破除社会体制上的诸多障碍。高校毕业生进入中产的努力也受到其他多种社会体制的限制。近年来，“事业编制”的急剧削减封闭了传统的中产渠道。体制转型以前，大学生进入事业编制是进入中产的稳定途径。体制改革以后，所有传统的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公共部门都大幅度压缩事业编制，改用劳动合同制。而新的劳动合同制与实现中产地位的各项体制还不能接轨，如不能得到户籍、专业职称、住房补贴、单位多项福利等，工资、档案体系也完全不同，事业编制工资由国家定的工资加单位津贴构成，而合同制工资明显较低，合同制就业不转档案，这也屏蔽了就业者中产晋升的道路。总之，在实践上合同制几乎可以视为“临时工”的代名词。而此种“临时工”的特性阻碍了千千万万中产队伍的形成。所谓“北漂”、“蚁族”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毕业生、中产潜在群体被屏蔽在中产大门之外的社会现象。更有甚者，很多机关事业单位都采取委托“劳动派遣公司”签约的方式阻止了长期就业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这就等于摧毁了中产职位社会地位的稳定特质。对于体力工人来说，合同制确实有助于就业保障，但是，大学生与农民工不同，他们希望通过职业途径进入中产。而新的就业制度的设计，完全忽视了劳动合同制与中产地位的接轨路径。
近年来，传统的能够吸纳中产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大大削减，而生长最快、吸纳就业者最多的民营、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又被排斥在与中产社会地位接轨的制度之外。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这些中小企业、中小经营单位，没有户口指标、没有建立与官定专业职称接轨的体制，很难与中国传统中产的“档案体系”接轨。所以，大学生如果到这些单位就业，连存放档案、未来在非户籍地领取养老金等都会成为难题。总之，到这些单位就业的千千万万大学毕业生被屏蔽了中产晋升的渠道。所以，为使得大学毕业生这些“中产潜在群体”真正成为“中产现实群体”我们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户籍制度、职称体制、人事档案制度、养老体制、事业单位制度、新生单位与社会体制的接轨等等，都面临全方位改革的任务。18届3中全会决定关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部分的很多举措都是朝向这一目标的努力。
第三，推进中小城市中产职位与大学生就业的良性循环。中小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是我国能否进入中产社会的关键环节。但是，目前，中产职位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中小城市中产职位比例很低，于是就更缺少中产的就业氛围，大学生就更不愿意就业于中小城市，由此造成了中小城市中产职位难以发展的恶性循环。中小城市，规模也不算小，人口的聚集效应所能够创造的中产就业机会也不应该太少，但是，为什么中产就业者比例如此之低呢？这显然与我国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的极大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我国城市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资本过多地在少数特大城市高度集中，与中产职位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的配置也极不平衡，资源在特大城市的高度密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经济现象。所以，应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拨款体制，使得教育、医疗、文化的发展向中小城市倾斜。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的发展对于推进中产阶层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上文已经分析，有大约1/3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中产职位遇到障碍，比较突出的表现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往往聚集在大城市打拼，但是，大城市又设置了种种制度障碍，使得他们地位上升的努力受阻。所以，应大力推进中小城市产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吸引人才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中产发展的良性循环。
2.怎样拓宽中产社会的专业技术渠道？
先看看我们与专业技术渠道比较成功的国家的差距，然后再看看可以做哪些改进。法国、德国、瑞典，仅技术人员的比例就占全体劳动者的20%左右，再加上专业人员两者之和为接近40%，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的专业人员加技术人员之和仅为7.1%，差距十分明显。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技术工人渠道比较畅通呢？笔者以为，这些国家的技术资格认证体制激活了四个积极性，得到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参与：即行业协会、企业（雇主）、技术工人和政府。而在这种认证中，行业协会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仅以德国为例，德国的职业资格考试、技能等级认定，都是由行业协会完成的，劳动者取得了职业资格的证书，企业才能将其录用为员工。行业协会与企业是什么关系呢？企业必须加入行业协会，由于行业协会十分熟悉企业技术劳动、技能的细节，其考试的内容更贴近一线的技术操作。行业协会代表了企业主与企业雇员的共同利益，“它所组织的职业培训与考试以及所颁发的证书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这种证书不但得到德国各企业的公认，而且还得到奥地利、瑞士等国的承认。而行业协会与政府又是什么关系呢？行业协会由政府部门批准和监督，政府颁布关于行业协会、职业教育、技术认证、行业协会与企业关系的各类法规，行业协会依法开展活动。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必须经过行业协会的审核。行业协会设在各个地区，行业协会下设“职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雇主代表、雇员代表和职业教育教师代表组成。行业协会负责劳动者从职业教育到技术水平认定的全部过程。行业协会负责组织众多的职业资格考试。如：在德国“仅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工商行会就组织了950个考试委员会”。考试委员会由雇主协会代表、雇员协会代表和教师三方面组成。行业协会也会联合起来举办全国的或地方的统一考试。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了劳动者技能的水平、质量以及技术证书的可信度。所以，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而企业、雇主、行业协会和政府对于职业资格认证的重视，自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参与考试和技术认证的积极性。
对比上述经验，我们应在哪些方面改进呢？仅从上文所述的四个积极性看，我国是仅有政府单方面的积极性，而其它三方面明显不足。我国的职业资格、技术证书，是由国家授予的，由国家制定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由政府认定的考核机构鉴定、评价，颁发国家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且建立了网络的真伪查询。看起来很权威，但问题是国家太大，国家认证与企业和生产一线往往距离太远，在实践上反而效果不佳。我国与技术认证相关的劳动者数以亿计，完全靠国家机关监管，肯定力不胜负。调研表明，企业、雇主方面也不信任这样的资格证书，而更相信工人在企业一线的技术表现。既然企业、雇主不重视资格证书，劳动者当然更没有获取证书的积极性。根据全国七省市调研数据，我国就业的农民工中，88.94%的人，都没有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找工作，而且，职业资格证书与劳动报酬的高低也没有关系。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与操作技能、经验密不可分。仅仅靠书面考试成绩，会脱离实际。对比上述职业技术认证成功的国家，我国官办体制上的再一个缺陷是对一线操作重视不足，这也是导致企业和劳动者缺少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最大问题还是行业协会没有发挥应起的作用。表面上看，我国也有众多的行业协会，但是官办色彩太突出，我国的行业协会往往是退下来的老同志组织的，与企业生产脱节，与技术劳动者、一线生产者就更脱离。18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所以，我国的行业协会面临重大转制与转型，转制转型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从官办的组织向企业、同业劳动者自己的组织转变。行业协会的最大特点是同行、同业内部的交流平台，同行业最了解一线技术操作的细节，它所作出的职业资格认证、技术认证最容易得到企业的认可，得到技术劳动者的认可。这样的行业协会对于产品认证、技术认证才真正能够起到监督与管理的作用。我们的国家大，需要建设从地方县市直到全国的众多层次的行业协会。根据社会学的原理，社会地位的形成，技术壁垒十分重要，而行业协会的技术准入就是最重要的技术壁垒，没有技术壁垒就无法形成技术工人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
技工、高级技工“缺口”历来是困扰我国企业运营的一大难题，而另一端是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他们的技术技能得不到认证，所谓“有技术无证书”，所以，应该承认我们的技术认证机制存在严重问题。由于现有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得不到企业与广大技术劳动者的信任，其结果是造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完善高信度的职业资格技术资格证书制度，以及企业对于职业资格的重视，会实现良性循环，自然会大大激发广大劳动者提高技能、技术上精益求精、参加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需要改进我国的职业教育体制。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农村劳动者、农民工，都没有经过正规的职业培训，往往直接上岗，这存在很大弊端。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农村初中毕业生与职业技术技能教育接轨的思路，而职业技术教育很容易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术等级接轨。
当然，以上只是提出了技术工人进入中产阶层的职业路径。而技术工人能否进入中产还受到职业以外的其它制度的制约，比如，户籍制度，很多大城市仅为高学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落户或积分开拓了渠道，而没有对于技术工人放开户籍限制等。所以，技术工人进入中产，还不仅仅是职业认证就可以，还需要其他制度体制的改革来配合。
3.怎样进一步拓宽中产社会的市场渠道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中产阶层扩大的主体，是通过市场渠道完成的，表现为商品销售、服务销售、推销、展销人员的激增。之所以中产的该群体人数和比例增长最快，与渠道的通畅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市场渠道最少身份歧视，人人都可以进入，数据也显示，原农民身份者进入的数量和比例最高。
最近，中央有两项重大的政策，预计对于拓宽中产阶层的市场渠道会有进一步影响。一条是18届3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管有人认为更突出市场的作用会导致社会分化，但是，仅从本文的社会结构变迁数据观察，突出市场的作用，培育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确实可以让亿万人民群众受益。我们可以目睹没有任何特权的社会群体，农民、农民工、工人，他们最容易参与的就是市场，根据六普数据计算，仅十年间，在市场这个平台中，通过辛勤努力、操劳奋斗而实现地位上升进入中产的就达到近1亿人（根据上述进入营销队伍比例计算）。另一条是中央采取了扶植小微企业的举措，小微企业是普通老百姓办得起的企业，是以民为本的企业。笔者谨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普通老百姓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
市场准入本是个经济学概念，指跨国的市场允许或限制的条件，在本文中不是这个涵义，而是指在我国内部，市场经营对于我国老百姓的开放程度。近日，媒体报道，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废止了过去用于审批的109枚公章，将过去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合并为一枚公章，在场的李克强总理感叹说：这公章不知束缚了多少人，“为了盖这些章，老百姓不知要跑多少腿？” 降低市场门槛的核心是政府简政放权，简化市场进入手续。对于无权、无势、无关系的老百姓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与市场相关的行政审批，就是增加市场进入的控制因素，本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证市场秩序，但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控制因素往往成为审批部门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更有甚者变成了掌握印章者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审批异化成了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其本质相当于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要向这些部门或个人交好处费，所以这不但无助于市场秩序，反而破坏了市场秩序，其结果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被排斥在市场经营之外。由此看来，本届政府所提倡的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意味着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可以更多地进入市场经营，其结果必然带来中产群体的扩大。
第二，推进小微企业发展是实现中产社会的重要途径
小微企业是个新概念，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运营中涌现出来的最普遍的工商业经营模式。据统计，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按照从业人数，小型企业一般指从业人员100人以下，而微型企业一般指从业人员10人以下，所以，微型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是重合的。中国自古是家族宗族社会，家庭参与经营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微企业的生命力与中国强大的家庭经济潜力是一回事。所以，小微企业意味着家庭为基础的所有制模式，根据我国台湾等地经验，小资本是中产阶层孕育的最为主要的土壤。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强，也是未来大量劳动者就业的最重要场所。
我国传统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就是资本的垄断性太强。笔者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和企业最重要的责任。政府机构应该大大鼓励提供就业岗位和自我就业的企业和个人。
前文已经证明，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通过产业运作、市场经营，而进入到中产阶层队伍中来，是比例最高的渠道。所以，拓宽中小资产者的准入渠道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从哪些方面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呢？除了上述的降低门槛鼓励创业、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以外，目前的鼓励政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减税。税收的高低对于小微企业影响极大。国家近来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小微企业减税，当然，惠及范围还是有限，根据中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虽然有不少参访企业表示享受到了税收优惠政策，但是仍有近六成企业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另一个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大多是小本经营者，资金的支持是最大的问题。从下层上升到中层的核心问题也是资金。小微企业融资难历来是约束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近来国家规定小企业业务保证金减半，这就等于给小企业的贷款可以增加一倍。当然，银行往往有自己的考虑，以为贷给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其实，根据以开展小微企业为主的民生银行2014年中期报告数据，小微企业贷款还款率是非常高的，小微贷款不良率非常之低。近来的数据显示，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获得了银行贷款的比例为46%，还是很大的进步，当然，42.4%的小微企业没有申请贷款，11.6%申请了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金融支持还需进一步加强。
第三，如何帮助和保护小的工商业经营者的权益。
通过市场途径进入中产阶层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对于多数人而言往往是从小的经营者开始，慢慢扩大资本进入到中产阶层的。所以，我们的管理者要学会培育、规范、引导小资本经营，而不要忽视小资本，更不要排斥打击小资本。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吸引大资本，一来了大资本就把地圈走，为此对于小资本采取了驱逐、排斥的做法，使小商小贩失去谋生手段，阻碍了潜在中产向现实中产队伍的转化。我国土地的公有制的原宗旨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异化为土地主要为大资本、为垄断资本服务，尤其是土地的大面积规划和审批往往仅优先为大资本垄断服务，而小资本的经营得不到保障或往往受到严重侵害，甚至随意受到驱赶。
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证明，中国普通老百姓非常会做生意的，而且做生意往往是从小买卖开始的，他们有着极大的发展动力。这些小生意经营者是自己在创造就业，在靠自己的劳动谋生。这样的“就业大军”养活了不知多少的家庭！这对全社会贡献极大。所以，应该大力扶持小资本、小经营者，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就业谋生环境，而不是一有什么事就打压他们。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都尽可能给小商小贩谋生留下空间，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于汽车通行，晚上在规定时间内让摊贩们支起货摊做生意。所以，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城市管理方式。应学会精细化管理，将小的经营者也纳入管理范围，培育小经营者的规范经营，引导他们进入规范体系，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围追堵截的打压政策。
当然，为维护市场秩序政府监管是必须的，对于违法者必须依法惩罚。但要正向引导扶持培训，不是简单驱赶了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城市，由小吃店、小货摊、小买卖组成的市场非常繁荣，经营秩序井然。如我国台湾、香港也是这样，一家一户小老板、小饭馆、小生意，管理十分规范、卫生条件等各方面都很让人放心。这样就形成了小资本发展的良性循环，并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而我们现在遇到的是恶性循环问题，政府不允许繁华市面的小的经营者，而由于市场需求的存在，结果造成不登记、不注册的违规经营，政府对于这些非正规经营采取打压政策，这些经营就更加不规范。必须认识到，小资本、小经营者是我国中产社会的最重要源泉。所以在政策法规上，政府应该多多支持鼓励自谋生路的就业者。
在关于进入中产的市场途径方面，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笔者历来认为，定义中产阶层应包括三个方面，职业指标、收入指标和教育素质指标。由于收入指标与职业指标有耦合的关系，所以，本文没有专门论述收入指标。而教育素质指标在前两种途径：教育渠道和专业证书认证渠道中已经得到重视，那么，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从市场途径进入到经营者阶层的人群，很大程度上，在教育素质指标上有明显不足。这也正是市场经营者需要训练的，培育诚信、培育守法。这需要市场管理者和市场营销者双方面共同努力。如上面提到的行业协会培育技术素质一样，市场营销者也应通过行业协会培育中产文化。中产阶层意味着有比较高的教育和文明素质的阶层形成，这恐怕是中国中产社会发展的长期任务。
作为本文结尾，笔者还要强调的是，上述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的中产现状，是从他们调查中从事的职业活动分类的，有些固然是稳定的社会阶层，有些则还是不稳定的。比如，通过教育渠道进入中产的，管理者队伍和专业者队伍，都是比较稳定的阶层。而通过市场进入的虽然人数、比例都很高，但是，其社会地位并不稳定。由于小资本经营者地位不稳定，所以，尤其应在体制制度的建设上，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地位。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而不要让他们从已经获得的中产位置，再次落入社会下层。
（本文摘编自李强老师提供的“我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条重要渠道”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