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既要重视困难和严峻性，又不要过于悲观，形势并没有那么糟。去年年底我在一个会议上讲，从我们所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是8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看，现在并不是最困难的时候。当前不管是企业面临的问题，还是宏观的回旋余地，我个人觉得比1993年、1998年的形势都还好，不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困难，比1993年更好。最困难的时候是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又经历了应对通胀紧缩，所以我们有一次或者几次应对通货膨胀的经验。从目前政府财政政策的回旋余地，以及政府的治理效率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经济这轮下行会这么久？虽然有周期性、结构性因素，但我个人觉得最主要因素是认识不一致，特别是去年、前年以来对经济出现的下滑问题，要不要对原来的紧缩政策进行清理，适度放松，实际上看法是很混乱的，所以政府部门也很难决策，说要有定力，实际上是观望，非常小的微调，但总体还是保持着2009年下半年以后应对4万亿后遗症的适度双紧的政策，包括我们的一些措施，当时我还没有离开宏观部门，也参与了制定，我觉得主要是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些指标进一步恶化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所以这时候各部门的意见反而一致了，坚定信心了，现在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一旦统一了认识，在中国现在的体制和格局下没有问题，我觉得今年最迟下半年，快的话二季度末就能够从谷底往上爬了。我认为形势方面没必要过于慌张，只要统一了认识，我们的财政政策回旋余地还很大。值得反思的是，今天上午有一些同志的发言，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发言，我不太同意有些看法。去年很值得反思的，从货币政策来讲有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去年是贬的，很多企业做了套期，损失很大，所以加剧了企业的困难。二是互联网金融炒得很热，我到浙江一些地方去，没有及时地坚定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一些传统的企业家认为是民间的互联网金融抬高了利率和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是金融当局很值得反思的。
      去年上半年，我去新加坡访问时和淡马锡负责中国市场投资的高级经理讨论过一些问题，实际上国外的金融学家，包括国外的投资者，现在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他们看中国就是看几个主要指标，看分析和数据的结果，他们对中国并没有到基层进行深入的调研和分析，所以一些重要的指标如果低了或者不好，就会造成国际资本的逆向流动，整个国际资本现在是90多万亿美元，现在我们的管制并没有那么严格，也不可能管制那么严格，资金在境内境外的调出调入对一些机构投资者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我们的一些认识，包括GDP掉到7%以下没有问题，人民币应该贬值等等，这些对企业特别是对国外的投资者投资导向造成不好的影响。股市去年下半年升起来了，我觉得总得来看这表明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未来看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债务问题，地方债的问题也被夸张的说得很严重。实际上我们完全有余地解决资产负债表问题，3年前在第二次莫干山会议上，我写的文章主张进行第二次国民债务大重组，通过新华社内参反映上去之后，中央领导也有批示，包括批给楼继伟、肖捷等等和徐绍史主任。今年发的置换债1万亿就是实行债务大重组，如果我们早一两年动手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更加主动有利。但是当时我看到金融口的观点都主张通过信托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搞债务重组，当时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话会进一步抬高融资成本，幸亏我们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还是采取用财政的办法，当时我主张用外汇储备抵押，发行专项财政债券。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必须解决金融的期限错配，找到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必须进行扭转性操作，改变过去的资金融资短期化，我们的建设投资需求多数是长期化的，像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发展完善基础设施，降低融资成本，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刚才讲政府动力也好，企业动力也好，到最后还是转为有效需求。这是我对形势的一点基本看法和基本判断。
      从我以前长期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感受看，当前宏观经济没有太大问题，只要我们统一认识，坚定调控，肯定能度过难关。
       第二点，对于下一步的改革走势，我想强调以下几点：一是去年讲的，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把要素价格的改革作为“十二五”期间就应该完成的事情，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刚才讲到深圳，我最近刚从深圳回来，深圳已经完全没有农村人口了，而且深圳的财政很好过，一季度财政增长22%，中国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上海的财政也挺好过，难过的这一轮调整还是中西部，中西部大部分省市，我看了有关调查，中部的经济和去年同期比只有一个省是上升的，其他八九个省都是下降的，西部好象是两个省上升，其他六七个都是下降的，东北也是最困难的。现在实施三大区域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带，不要形成对中西部发展的忽视，对中西部困难地区还是要研究一些办法，特别是在财税政策改革方面。前些时候要求清理税费，有些政策出台可能会影响区域性政策发挥更好的效率。
      二是要坚定不移的放宽市场准入，下放审批权限，或者是解除审批权限，这届政府在这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做得很好的。比如放宽注册现在不强调实交资本了，但是强调随机监管，随时抽查，工商所也是随机的，不是这个工商所负责这片企业，哪个工商所查哪个企业也是随机挑选。政府在监管方面的一些创新，包括金融机构、一行三会都值得借鉴，过去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往往是猫鼠合谋的关系。
       三是推进混合经济，这里最难的还是国企改革。最关键是看混合经济怎么搞，最难的还是这个，这是微观基础，所有制基础下一步怎么改革，我也建议体改研究会可以组织专题，好好深入讨论怎么搞好混合经济，这一点社会上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最后一点建议，要关注研究一些超长期的问题，今天下午听了在计生委工作过的同志讲的看法，我也觉得我们中期计划做的不错，每年有个五年规划，现在在讨论编制“十三五”规划，前不久我们国际交流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开会，我作为学术委员也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过去做得五年规划主要是一个项目规划，确定一些大项目，但是对于真正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规划的引导性和分析关注得不够。这几年我做智库研究之后接触国外的智库很多，国外虽然没有这样中长期的规划，但是智库做了很多超长期的研究，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甚至对传染病的问题，医疗健康的趋势变化，他们做了很多数量分析，这都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很重要的问题。目前的“十三五”规划讨论稿新意不足，或者说基本没有新意，虽然不说GDP导向，但还是从怎么实现全面翻两番，GDP指标确定多少，然后去论证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五年规划的作用除了对项目一些大的布局有明显的作用，对其他方面的约束作用也不太明显，应该和超长性的问题结合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