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我们研究城镇化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宏观问题，实际是研究微观的事情。我们这么多年注意到了，大家对于宏观的事情过于关心，但是对于微观的事情关注度严重不够。今天上午很多专家也谈了关于微观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的问题，经济下滑的问题，但是微观研究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一、微观研究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微观经济总体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和推动作用方面研究得不够。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都知道，在西方国家推动微观经济增长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由于自身整体利益的放大，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经济周期的波动现象。然而，推动中国微观经济的主体不仅仅是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起不到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缘于双主体的推动力。为什么讲“双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各自的增长作用，但是政府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兴趣不亚于企业家，而且推动力非常强。第一个推动力是政府可以压低要素成本，压低土地价格、压低劳动力价格、压低环境价格，这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做到。第二个推动力是政府可以调动资源，不仅调动公共资源，而且可以调动社会资源。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既解决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必须降低企业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也通过调动资源完成了每一届政府所干的事情。和企业家不同的是，政府不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而是政绩最大化。在双主体推动力的作用下导致了一种反差，一方面企业希望通过效益最大化获得企业最高的利润，而政府是政绩收益最大化，但是要通过短期行为形成“政绩最大化”，腐败问题就随之而来，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畸形发展。在畸形的发展态势下，宏观调控手段往往在顶层到基层的传递过程中被扭曲掉了。我在文章中写到“房地产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时特别强调，我们判断房地产会出现结构性过剩，就是由双主体特别强烈的驱动作用造成的。我们知道房地产既是一个商品，也是一个投资品。如果认为它是商品，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就一定会出现过剩和库存，如果仅仅从企业家利益讲，库存过剩也只是一个有限的规模，但是一旦政府继续推动，那它的波动会严重放大，会超出我们的预期，这是导致现在的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研究改革，那么，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过去双主体的推动力量呈现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毕竟降低了企业成本，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严重的制约作用。在这样的阵痛期，怎么样才能通过改革，把双主体推动下的政府机制调整回来，这不仅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而且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如果宏观调控政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再继续刺激房地产，那么还会继续放大政府的压力。我们现在到地方去调查，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干了，前任已经把地卖光了，而且未来多年的地都卖光了，而房子又卖不出去，同时金融体制改革各方面跟不上去，所以地方政府的压力很大。我想，这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却也是调整机制最好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我们对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研究不够。我们对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机制有一个忽视，因为在双主体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我们投机所获得的利润机会远远大于创新所带来的机会。80年代我们到地方调查，一个乡镇企业家一年十几万的利润，辛辛苦苦的手工作坊，一年两年的干着，比如温州的德力西、正大集团都是从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一年十几万利润，干得很辛苦，但是现在由于房地产股票市场的畸形发育，我们投机的诱惑力远远大于投资的动力。正因为整个社会给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在中小企业发育伊始，其创新愿望就大幅度下降，企业家不愿意再脚踏实地的搞企业了，一套房子一年的利润远远超于经营小作坊十几年的利润。社会的心态和制度环境把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给大大压抑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土地问题。尽管我们也要研究金融问题、财政问题，但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大问题。中国土地问题既兼金融功能又兼财政功能，而且又涉及到整个农村的发展。如果土地搞不活，那么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先不说土地到底是私有、公有，怎么调动城乡土地资源的流动，现在中国整个城市发展所开发的土地规模之大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肯定不是一个发展模式，韩国有点类似，我们调查北京平均土地开发规模是150亩，所有土地在经过房地产过度开发之后，大大抬高了城市成本，一边招商引资降低土地成本，一边通过房地产开发大大抬高城市成本，使服务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压制。上午，有专家说中国服务业比重有问题，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未来还要靠工业发展，而资本和技术是要替代劳动力的，那么未来的就业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我的观点是过剩长期存在。如果研究一下农村问题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农民在常住口径下人均占有3亩地，在户籍口径下人均占有2亩地，相当于韩国的2.5分之一，如果我们未来达到韩国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那么农村还可以释放出2.7亿劳动力。我们农村还没有实现规模经营，河南、四川人均才1亩多地，怎么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在这个情况下，未来我们要走创新型发展模式，走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资本和技术替代了劳动，我们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农业问题怎么解决？所以当我们站在更宏观的角度讨论时，我们发现问题非常严峻，长期来讲，我们的劳动力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不是劳动力不足。
从这个角度怎么看土地问题，一个是大大抬高了成本，既包括了创业成本也包括了服务业的成本。我们现在的服务业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同等城镇化水平国家相比要低8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服务业带动就业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发挥。如果我们按照韩国的模式，地方政府大规模拍卖土地，虽然简单方便，但是会大幅度增加社会矛盾，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改革的突破点还很多。
二、改革的三个突破点
第一，通过什么手段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地方不讲效率的政府性投资和调动社会投资搞政绩工程的短期行为。许多地方建一个文化中心、建一个生态城，几个亿、几十亿就花进去了，随便到任何一个地方看，这种无效率的投资太多了。如果我们把这些投资放到好项目中去，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地方政府要干些什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这是第一要务。
第二，要解决政府治理创新的问题。这涉及到一系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所有出台的改革文件，都是大家能欣然接受的文件。比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也出台了，但是，政策出台之后等于没做，谁都认为这个政策是可以接受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政策，还能叫改革政策吗？所以我想未来的改革政策中恐怕会触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结构调整。
第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创新问题，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三、改革战略三要点
我们的改革战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了解地方政府发生了什么。过去我们改革总强调顶层设计，现在我们抓微观的成功经验来进一步推广的政策几乎没有，全部是顶层设计，而且是根本不了解地方实际的顶层设计，行政层次又多，执行阻力又大，所以我觉得未来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抓企业还是抓地方政府，还是抓小点？北京、广州、上海，这些城市怎么抓？全抓了，就等于没抓。如果抓了某个城市的一个点、一个社区、一个基层、一个镇，或者是某个企业，也会见效，然后我们再拿不同的经验进行复制，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复制特别快，这是改革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要抓住薄弱环节，进行战略性突破。我们一提到改革，总是以为所有的都要改，东边改西边也改，全方位作战，全面开花，最后哪个都改不成。怎么抓住薄弱环节推进？其实这和打仗是一样的，宁断其一指也不伤及十指，一个个部门、一个个企业进行攻坚，哪个企业不行了就把哪个彻底改掉。如果从这些试点经验推起，那么可能很多改革措施就能更有效地推动。
第三，要结合国情，不能完全走教科书的方式。最近这些年教科书可归为两类，一类是比较保守的传统理论；第二类则完全西方化。我认为两者都不可取，中国的实践应该是在特别复杂的利益结构中找出我们改革的突破点。这几十年中国的增长是由两种体制来推动的，双重利益主体的推动是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这点不能轻易否定，但是怎么从现在已经制约经济发展的被动状态调整为继续降低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本的主动状态，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我讲的是怎么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治理创新，继续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这个成本的降低还有很多空间可做。我觉得这是需要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