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大家都在谈论宏观经济形势与逆周期管理问题。货币当局也在降准、降息和扩大货币投放。从短期看，也许是必要的，因为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通常都是短期政策。但深入分析，我国金融相关度那么高，地方债务那么重，还有影子银行、债券发行规模扩大等问题，一句话，杠杆率过高，通胀的压力潜在其中，近期股市逆势暴涨或是其一个侧面的反映；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CPI处于“1区间”，PPI数10个月负增长，明显呈现出通缩的迹象。或者说，宏观层面的潜在通胀压力与微观层面的结构性通缩压力矛盾地集中在一起，“滞涨”或衰退性通胀的风险是存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需要与传统货币政策或宏观管理政策有所不同的“非常道”措施，实际上是金融深化型改革。其中一是把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OTC市场发展起来，使千百万家中小企业乃至一部分公共资产，实现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证券市场化，既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也缓解杠杆率过高、流动性过多问题；二是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尤其是草根金融，使那些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传统产业中恶性竞争、包括那些从事各类炒作甚至撒丫子跑路的各类资本，有序地转移一部分到中小金融资本形态上来，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以结构对称、比例合理的方式实现有机结合。这对保持微观的发展动力和提高宏观的管理水平也是重要的。在政策目标上，绝不能为了稳住短期GDP增长一星半点的百分数，规避阵痛、急功近利地采取一些饮鸩止渴的短视政策。具体到时下，就是要在需求中找动力，在供给侧促改革，在创新中控风险。时间关系，不展开了。
      下面讲讲改革走势。中国的改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刚开始的时候在意识形态方面纠缠不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进行了体制降级，把过去与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的计划与市场统统降级为体制工具，讲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用这种体制降级的方式来缓解意识形态冲突，使我们取得了改革目标的确立，获得了近20年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但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信念矛盾并没有解决。这也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之间的差异，是中共非常宝贵但又经常引起争论的两份遗产。在这两份遗产之间，执政团队甚至主流媒体的任何摇摆乃至倾向性意见，都会引起极为敏感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显然不能继续徘徊或者纠结在体制矛盾、乃至价值信念与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迷恋于传统主义的归途或陶醉于虚无主义的迷雾，而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站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以两份政治遗产为基础，坚定不移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此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就具体的改革任务来说，就是要坚持“六个平等”的制度取向，即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公共资源平等使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社会成本平等分担、公共服务平等享有、社会成员平等保护。其中既包括起点与过程的公平，也包括结果与价值的公平，由此明确改革方向，凝结改革共识，获得改革动力，推动改革进程，共享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