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很多情况与1995-2003年非常相似，发电量增长是零或负，那时我们天天讲扩大内需，1997年还采取了扩大内需政策，但是经济怎么刺激都增长不起来。那一轮经济真正起来是在非典前后，其实1994年是比较高的，1995年还是11%，从1995年开始一直往下滑，一共有8年时间。市场经济就是有波动，要搞市场经济就有周期性因素，总有一个调整时期，中国的调整时期往往比较长，因为我们喜欢软着陆，我们不喜欢说破产就破产，一下跌得很低，跌得很低有好几个作用，不仅是结构调整、优胜劣汰，一下跌得很低基数就低了，统计上的增速就可以相对高一点。但是我们喜欢软着陆的方式，很多东西捂着，因此调整时间必然比较长。
      如果按这个来算，先不说其他的因素，我们现在刚走了几年，前面两轮过热，2004—2007年，2009—2010年，2010年开始往下调整，从2011-2014年才走了一半，按照周期性因素来讲，我们说6-8年也才过了四五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下行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压力。那时候也有人讲中国经济增速就要下一个台阶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要讨论了，现在的潜在增长率一定不如那时候高，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现在毕竟上升了，环境成本压力加大等等各种因素都有，这些因素导致现在的潜在增长率也许不如那个时候，那时候是8-9%，现在是7-8%，从长远来讲其实潜在增长率是可以的。但现在是很多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两轮过热、清理产能是很费周折的，又是软着陆。我们要有一个6-8年的思想准备，希望不要太长，但是现在显然还没有到头。最好的可能性是2016年我们走完这一轮周期，也许2016年还走不完，2017年还会延续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是结构性的下滑，中国进入低增长区。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周期性因素，充分意识到过去两轮过热产生的产能过剩、债务问题，清理起来的难度。
      第二个因素，政策因素。政府层面我们有导致经济过长低迷的因素，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紧缩政策采取的时间过长、过紧，中国前面两轮过热，2009-2010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政策，中国是第一个退出的，我们是2010年4月份从住房限购政策开始，正式退出了刺激政策。2010年中期开始清查、限制地方融资平台，2010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紧，正式退出了刺激政策。这一退出到现在已经是4-5年了，可忘了退出紧缩政策，紧缩政策放那儿一下四五年，最近刚刚退出房地产限购，还有一些城市没有退。还有各种贷款的限制，一系列的紧缩政策，一搁就是四五年，过长过紧，所以第一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全面清理已经过时的紧缩政策。不需要再刺激，回归中性，经济回归正常了，政策回归中性，也不需要更大的刺激，包括政府投资。统计局的人告诉我，去年我们的储蓄率仍然是48%，这么高的储蓄率，正常的是应该保持政府的投资在一定程度，我们前一段时间把政府投资压下来，这就低于了储蓄率所能支撑的投资，按照需求法计算的48%，这个数字还没有公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处理风险不够积极，比如最近刚刚出台1万亿的地方债务置换，早就该做，市场上这两年的风险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1万亿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是不是继续加重。从前年开始，其实就可以中央发债，替地方政府发债的办法进行缓解，老看着风险在那儿迟迟不动，有时候政府很积极，什么都干预，有时候看着风险在那儿不采取措施，看着风险暴露。第三个问题是政府不作为，现在政府不给企业干活了，自己的支出都不支出了，所以政府层面有过低过紧的因素，可能进一步导致紧缩。
      政策上另一个失误，不是全部因素，但是是一个重要因素。马骏是研究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央行多少年前就说我们要盯住一揽子货币政策，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调整，现在怎么一说货币升值、贬值就说美元，不是一揽子货币，我们应该回到一揽子货币。我们对美国人非常好，美国人天天压我们，别人贬值可以，我们贬值就说你操纵汇率，但是跟他说一揽子汇率，按照这个讲我们是过度升值，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不可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习主席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全球化的程度现在非常高，这个因素不解决，对经济的压力非常大。刚才钟伟说到有些人为了人民币走出去，不说低好还是高好，但是无论如何，你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而大家看着将来往上升的货币更容易走出去，一个很高，大家看着你往下跌的货币一定不容易走出去，大家都是看趋势的。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想强调的是有这些周期性的因素。至于结构性因素，改革等等都很重要，但那是治本的，是涉及到长期的潜在增长率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至于那么低，当然不会像以前那么高，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还没有完，全球大宗商品都在降价，这一轮调整可能比上一轮都要深，周期还要长，但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增长潜力还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