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彼时，大多数人不能想象，中美两国将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爆发今天这般规模的冲突。

今日中美之争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欧美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与先发国家的进一步对立？全球化是将继续，还是会倒退？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论及的内容。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全球化”这个视角，来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经济强盛的国度，出现民粹主义浪潮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我们在此结合以下欧美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述，这些优秀的学者包括：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兰第斯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德国马普研究会研究员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一、美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凯蒂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皮凯蒂，2014）。如果再具体的话，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如果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从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赖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付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些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还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

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student debt）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铁锈地带的80后J.D. Vance的自传，以其个人经历详述美国下层民众今天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经旧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区并非曾经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尽管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鲁法学院的学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余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进而被特朗普在参选时猛烈抨击，为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too big to fall获得美国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的违法交易仅以美国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结案过关。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的问题？

二、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不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是基于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美国20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或是获得了某些科技的领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或者实现了所谓的美元霸权。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岁，而到了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经分别提升到63岁和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1900年，美国每100户家庭只有0.1辆汽车，而在1940年，这个数值达到了93辆，美国家庭当时拥有的汽车数量竟然占全球汽车总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电，包括洗衣机、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国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惠及全美1,610万二战参战者，由联邦政府为这些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戈登，2018）。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美国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无需承担今天平均高达3.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了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了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开始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点击查看大图）：

如果我们将上述产业划分为“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话，可以得出下表（点击查看大图）：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群，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从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问题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这些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美国劳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所以今天美国的精英人士，开始从大量现成的研究文献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关于美国过去60余年的产业变迁，目前已然普及、看似逻辑清晰进而遍及舆论的解释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C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方面，由于传统生产性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先发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如果我们能够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喧嚣中冷静的阅读美国现任总统和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紧密相关，但同时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国、日本，但凡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产生影响的国家，都在他们已经或将要针对的范围之内。无论具体政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政治口号的确正面回应了美国中下层的诉求，换言之，短期而言，这对争取选票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今天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真是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必然导致的结果吗？通过切割其他国家的利益就能让美国国内的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吗？

三、德国的例外

今天特朗普和诸多美国政客针对中国的核心观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秘密窃取、知识产权侵权来实现了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从而“不得不被迫”让渡了自己的技术；他们还认为中国通过特有的补贴来压低了资源价格，使美国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业外包给中国，从而“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他们认为在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都在协助完成上述的“任务”。他们认为上述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美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大幅下降，大量曾经稳定而薪酬优渥的生产性工作岗位流失，从而导致美国遍地是“乡下人的悲歌”。这个逻辑如果推演下去，就是今天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导致了美国中下层的苦难，所以当特朗普表示出要退出WTO时，完全无须有任何惊讶。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受到冲击的仅仅是美国的中下层，美国的中上层为何能够免疫，为什么美国精英阶层的财富依然在加速膨胀呢？

  如果真像美国部分政客和舆论所言，美国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是中国策略的成功所致，那么受到巨大冲击的显然不应当只有美国。那些技术先进、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却不如美国强大的国家，是否应该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呢？那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是否应当像美国一样大量流失呢？那些国家是否会因为与中国贸易往来，以及因为向中国转移生产外包就导致其本土中下层的坍塌呢？

当我们站到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流传甚广的言论仿佛就是一个笑话。

当美国制造业开始受到全球化竞争而衰退时，美国的上层精英们根本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中下层同胞。就在几年前，他们还根本不会像今天一样批评中国，他们甚至曾经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理由。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杂志在《为什么制造业不重要》（Why Manufacturing Doesn’t Matter）一文中提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业周刊》在《逝去的工厂职位：忘掉它吧》（Factory Jobs Are Gone: Get Over It）一文中提到：“对工厂的迷恋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经济学”，而在更早时候，时任乔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曼昆在2003年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最近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生产率迅速增长的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曼昆认为，“近日我们从制造业上看到的长期趋势，正是几十年前农业领域所历景观的镜像”。甚至到了奥巴马时代，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古斯比（Austan Goolsbee）也认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佐证了它非常有效率。农业部门恰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Mandel，2012）

但欧洲人并没有那么乐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警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在其他发达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工业化时，德国依然我行我素。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达到21%（莱曼，2018）。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发布的《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甚至明确提出战略目标，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也许美国人无法理解或者已经故意忽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不要忘记，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强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国部分政客和专家眼中，对中国的生产外包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仅在中国江苏的一座小城太仓，就有280家德国企业和大约200个外包工厂。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外包和离岸的冲击，继续在制造业上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能维持本土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欧洲学界将德国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莱曼，2018）：

一是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以二战前后工业基础为根基，德国在几十年内面向全球市场，产生了一大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中，仅德国就拥有1300余家，美国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国60余家）。这些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德国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优厚的就业岗位。

二是德国独特的金融体制。德国银行业由储贷银行（Sparkassen）、合作银行（Genossenschaften）和私人银行三个支柱构成，前两者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两个支柱的经营受到严格约束，从而毫发无伤的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州立银行（Landesbanken）作为储贷银行的批发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和德西中央合作银行作为合作银行的批发银行，实施干预以提供套期保值和离岸融资等更复杂的金融服务。尽管这些紧密的银行关系可能导致信贷利率较高，但长期安全性得以保障。

三是特有的双元教育体制。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技术人员一般不上大学，而是通过学徒制来实现就业。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一部分时间留给雇主，一部分留给职业学校。截至2013年，超过140万名德国学生入读1,559所职业学校。学徒培训时间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从事全职工作。2013年25-34岁的德国人只有28%接受过大专、大学教育。制造业企业大量倚重熟练技术人员，学徒制为企业提供了合适的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就业。

四是劳资共决的经济制度。作为与英美经济模式的最大差别之一，劳资共决一直是德国劳资双方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如果说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什么方面没有做好而导致的，我认为正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以股东、管理层为优先的经济模式，导致了今天美国中下层的局面。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和法学研究者对德国劳资共决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在中国《公司法》中机械的移植监事会等制度。事实上，德国的劳资共决制是一个系统化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玛宪法》乃至再之前，也即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这项根植德国传统的理念直接排斥了英美模式下以股东为先的理念，将股东、管理层、雇员、上下游产业链甚至社区纳为一个整体考虑。事实上，这种理念所形成的各项制度与东亚各国的历史观念和经济习惯存在高度一致性，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此外，德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都是深度全球化下德国经济仍然强劲的重要原因。

关于德国的探讨可以回答美国某些政客和舆论的一个潜在逻辑问题，即一个技术先进、又比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将大量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因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就必然使本国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从而导致本国出现民粹主义？我们与其不断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些“不端行为”，不如请这些美国政客和舆论来向他们的民众回答，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你们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