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化的悖论

今天中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选民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这个“再次”，对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就是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荣光。面对中下层的压力，特朗普必须向所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造成约束的其他国家发难，同时还要从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竞争对手。事实上，这是美国国内问题的国际化。美国中下层民众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正是美国应对全球化长期失当所致，但令人难堪的是，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超级全球化，一直以来却是由美国来主导推进的。

作为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之一，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罗斯认为：“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的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响，“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另外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冲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索罗斯认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索罗斯，2002）

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上述特点，但凡认同深度全球化的国家，必然以资本效率的最优为追求，这将导致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到能够获得更大利润回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当这个国家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即认为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避免政府干预才是最优选择时，金融资本的大量跨境投资、实体企业的大量跨境外包就会成为现实。这正是在美国主导深度全球的历史过程中，美国金融资本寻求全球机会、美国生产性跨国企业寻求全球外包的现实背景。

从中短期财务回报来看，这些金融和实业类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务价值，但长期来看，是以损害美国本土中下层就业机会和本国制造业长久竞争力为巨大代价的。只有那些能在制造业外包过程中对本土产业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对业务流程做出适当改造，尽力确保本土岗位能够持续有效存在，而不是简单通过重组裁员外包来换取短期财务收益的先发国家和企业，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企业、股东、雇员等利害关系人获得共同的收益。

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以中国为最大的外包生产基地，大众和丰田本土的职位却丝毫不会减少，反而带动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应商持续发展。与之相较，曾是美国制造业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车，并非由于将其生产外包给中国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两家车企深受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环境的影响，错误的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机时寻求救助、低价出售资产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部分人群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依赖于美国的帮助，美国是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在政治上实现西化，因此，美国今天对中国十分失望，所以两国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将美国完全置于一个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高层和金融企业盆满钵满，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诉诸中下层利益的声音，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针对这些上层精英，当金融资本从中国撤出时，也从来不留情面，何以这些美国问题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舆论上会让位于中国？这不过是无力改变美国国内撕裂现状、又无法明白说出美国是如何在自己主导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中自食恶果的政客们所能找到的持续攻击中国的一个理由，当无力改变美国内部时，只能以外部矛盾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罢了，而国内竟有很多人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哪个国家会无视本国民众的利益去无私的帮助别的国家发展长达几十年？这难道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吗？

中国加入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巨大的代价之所以被人逐渐忘记，是因为中国为了经济发展，必须维持内部的稳定。在二十年前中国加入全球化时，是以大量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在中年之后自谋生路为巨大代价的。我们今天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产业工人，不能忘记他们在40甚至50岁之后，在中国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时，还要唱起“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正是这个沉重的代价，让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十分关注改革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无论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企业家，都仍然需要继续担负起“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改革开放最初的社会共识。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在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全球化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罗德里克，2011）。罗德里克的“超级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深刻的预见到了美国今天的困境。当美国在主导超级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资不足从而使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对中下层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时，中下层通过选票民主开始反弹，最终将激进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而特朗普深知他的铁票仓就是这些急需现实改变的民众，因此他越直白的表达将为他的选民拿回就业机会，这些选民就会继续对他予以支持。而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拿不回这些就业机会时，责任就会归咎到民主党或者其他国家的种种问题。

然而，美国今天所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难道逆全球化才是正确的选择吗？

五、真正的原因

美国今天中下层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其他任何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而在于美国自己放弃了生产性行业的基础性职位，美国的产业结构没有随着其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进行调整，而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在美国独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下，长期追求短期个人利益，长期无视员工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如果我们将倾向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与倾向劳资共决的德国模式，甚至与具有东方传统的日本模式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美国采纳市场原教旨主义时，因经济撕裂而带来社会撕裂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赖克从财产、垄断、合同、破产和执行机制五个方面，以大量生动的实例论述了美国的大型企业是如何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游说立法和政府部门改变细微的关键政策，来实现了大企业利益的优先。

例如，美国药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强大的议价权进行降低药价的谈判，而高昂的药价意味着美国医药行业和保险行业长期享有丰厚的利润。而专利的有效期也没有阻止药价的下降，因为大型药企只要将快要专利过期的药品作微小的改变，就可以延展药品的专利。而按照美国法律，当医生给病人开药时，医药公司可以向医生提供报酬，这自然导致药价更加无法下降。所以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其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客观上是以每个个人的增加投入来维持部分行业的利益。

又如，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而它们破产的目的，通常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会达成的合约。在受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游说而修订的《破产法》中，劳动合同通常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航空公司破产为要挟，来迫使工会达成减薪协议，而为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高管，却能同时获得一份巨额高管养老金计划。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破产法》还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贷款申请破产。这意味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可以通过重组和政府救助躲过所有的惩罚，而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伤害的700万美国民众，却因此面临止赎。同样不能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而当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通过游说国会避免拨出足够经费来影响执法。美国食品行业曾经游说国会，使《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无法实际执行。

在此前的表格中，我们已经提到自1995年以来，美国大企业中金融企业的数量急剧上升。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下滑与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是紧密相关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体现出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完全金融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美国曾经最强大的汽车制造业厂商通用和福特汽车，乃至曾经代表先进电子电气技术的GE等，无一不开始追求多元化投资和短期回报。

金融业的高收入，扭曲了整个人力资源价格，大量各学科的人才全部聚集到虚拟经济之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哈佛大学近一半的毕业生投身华尔街；如果再算上企业管理咨询类工作，2010年投资金融界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超过了60%。

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美国的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在面对全球化竞争时，如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企业经营不善时，最佳的方案是通过裁减人工成本，实施重组来达到使企业短期业绩提升的目的。由于职业经理人丰厚的报酬与期权挂钩，因此维持公司股价就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即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在拥有大量现金的前提下，为了维持股价从而确保自己的期权收益，毫无疑问将在回购股票和投入研发中倾向选择前者。华尔街与跨国公司高管们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的学者，在研究贫富差距问题时，会提出“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这样的概念。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经济模式展现给我们的场景。所以美国今天中下层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依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美国部分政客似乎忘记了，美国曾经的强大依靠的是对短期利益的约束（金融领域的沃尔克原则），依靠的是美国企业和员工的同心协力（罗斯福主义）。那么请问，在今天美国的现实状况下，长期而言，全面减税的最终受益者究竟是美国大企业还是美国全体人民呢？不断以关税相威胁，就能迫使别的国家不顾它们自己中下层的利益，去替美国的精英层去弥补前期因为推行超级全球化而对美国中下层造成的伤害吗？不从修正美国内部制度出发，去实现美国国内财富分配的再平衡，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收割其他国家来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这样的美国，今后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还会有像它曾经那样的吸引力吗？

美国尚未衰落，美国依然强大，但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美国内部的问题目前仍然无解，美国内部的问题越激烈，将内部问题转嫁于他国的愿望就越迫切，因此不会因为美国坏下去，中国就自然好起来。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智慧投入到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中。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像华为那样的全球化企业，而不是那些仅能在中国关起门来挣钱，却要在美国上市的所谓“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难道没有造成中国某些领域的资本过剩，从而同样的扭曲了人力资源的价格吗？有多少制造业的学子主动投身金融和互联网行业，而这些行业的普遍高薪酬一定是可持续的吗？还是仅仅因为前期地产金融的捆绑和美国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入所致？我们需要牢记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教训。我们要向德国学习，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制造业的机会留在国内，即便部分产业转移，也要通过流程再造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更多保留在国内。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做出巨大的改变，不能再主要依靠私募股权投资这种短周期的模式去支持需要长期稳定金融支持的行业发展，短期资本的侵入只会不断的毁坏我们的实体，无法让企业家和科技人员安心谋长远，还会更加扭曲已经扭曲的劳动力价格。我们要在融资制度上尽量考虑今后可能会有相当多的隐形冠军企业长期不愿通过上市的方式进行融资，我们的银行业不能再坐吃利息，而要作为这些企业的长期债权人共同生长，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全球化的周期。

全球化是一首悲歌，也是一首赞歌。全球化给全人类共同发展带来了希望，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冲击。今天深度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正是美国曾经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下主导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些问题需要各国沉下心来共同应对，利益的再分配既包括国与国之间，对美国而言，更在于其内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曾经走过的道路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本国施行的合理保护是错误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天美国部分政客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是合理的。我们应当庆幸，中国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采纳美国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格局。

谨以此文，希望国人更加冷静、独立和自强。

以上。

参考资料：

1、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2018

2、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2014

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关于<21世纪资本论>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中信出版

4、布兰第斯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2016

5、德国马普研究会研究员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德国的七个秘密》，中信出版，2018

6、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我们的革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8、Michael Mandel, The Myth of American Productivity，Washington Monthly Feb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