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讨论选择改革的突破口，其实各项改革都面临纠结。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研究一下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第一，我们要看到过去30年，特别是入世以后的10年，是开放推动的改革。
      去年10月底在召开十八大前，我应邀在上海市领导学习会上做专题辅导报告，讲述“全球公司”理论及其对于中国经济、政治的影响。主要讲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导致跨国公司变成了全球公司，而且跨国公司所从事的产业从一个国家自成体系走向了世界体系，变成了全球产业。全球公司、全球产业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带来了深刻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唯有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才能够持续发展。因此，在这个和平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开放。
      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这次学习会的总结中说：30年历史证明了开放是改革的前提，在开放过程中不断检验我们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合理性，破除影响开放的因素，才能促进我们整体社会的改革一步一步的深入。我认为这个看法十分深刻。
      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听张高丽副总理讲话，感到很受启发。他说：中国30多年来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促进发展。在中国和世界联系日趋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
      俞正声、张高丽的讲话给我很大启示。我们这些年一直享受着开放带来的红利。改革当然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开放，我们连改什么都不清楚。有外部压力推动改革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
      回顾2001年入世可以为我们今天寻找开放突破口提供借鉴。为了入世，全党、全国动员，解放思想、找差距、找缺口，没有一个国家为入世像中国这样努力。我们在中央层面一共修改了2300个法律法规，地方层面修订了19000多个地方法规。在入世时我们承诺除了粮食、成品油、邮政等实行政府定价和指导价的商品，不对其他货物或服务实行价格控制，“允许每一部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过去这些年我们引进市场机制、深化改革，很多东西都是在入世的外部压力下开展的。那时候中国人的心态非常好，承认我们落后，所以要学习国外的东西、要引进、要接轨。全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所以说我们这10年的成绩很大程度是入世造成的。
      2006年入世5周年前后，我们的承诺基本实现。入世承诺兑现以后，大家认为开放的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在160多个服务类中开放了100多项，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由此没有了继续开放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明确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反对开放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包括抵制外资并购，从2006年的抵制徐工并购，提出“自主创新”到后来滑向了“自己创新”，出台排斥外资企业的政策，这都是在2006年以后出现的。
      十八大提出要有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刚才提到的俞正声同志强调要开放改革，张高丽副总理也这样说，但到底要开放开什么呢？
      近年来，每一次中美战略对话美国人都提出很多问题，去年提出了竞争中立，又提出了中国金融体系要改，中国国有企业要改，每次对话他们都提出一大堆东西。有人认为这是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要加以抵制。这和当年入世的时候心态不太一样，当年我们也面对国外的批评，但是我们寻找我们的问题与不足，努力学习借鉴国际的经验。国外确有人要遏制中国而批评我们，但是不能因此看不到我们确实存在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干预经济，他们认为不该干预的东西我们都干预了；他们认为中国搞自主创新的规定排斥了外资企业。其实中央国务院从2010年开始对我们的一些不当做法做了修正。例如停止执行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三个法规；科技部的自主创新定义排斥外资，在2010年也做了修订。这说明外面的批评意见对我们内部改革还是有作用的。
      近期改革不力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借好外力，应该学习入世经验，再释放开放红利。从我研究跨国公司、研究全球产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年改革推不动的重要因素除了内部利益集团外，还有外部的力没有借好。入世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效果，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谁能够整合吸纳全球的资源，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产业、这个企业就发展的快，就可持续。现在我们面临那么多的困难，能不能重新思考入世的经验。开放的红利还远远没有结束，但需要换个角度来看待。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开放。
      首先要正确判断开放的现状，开放仍然不够。我们开放够不够，是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开放已经够了，我们的开放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比如制造业开放确实很不错，但服务业开放实际很不够。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的政府、企业、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实际上也还不够。开放有助于拓展对国内问题的视角。国内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褒贬不一，差异的原因、依据标准是什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政府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应该坚决放开；可是谁来决定、谁来判断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如果还是政府决定，哪个该管、哪个该放，那改革就是空谈。国际上有一些共同标准，美国人就不断地敲打我们，比如说政府补贴企业是不妥的。有学者提出，这几年的产业政策，政府大规模补贴所谓的好的企业，实际上起了负作用，我完全赞成。过去几年我们补助太阳能企业，补助新能源汽车。按照跨国公司的调查，我国刚刚开始补贴新能源汽车时，该行业水平和国际水平差距不大，三四年后距离反而拉开了，原因是政府一干预、一补贴，导致了很多企业秀自主，但不创新了；补贴起了反作用。3G领域也是如此。移动领域专家认为政府大规模干预3G的发展是错误的，扔了很多钱，我们自己的3G实际落后于人。中国移动开发4G是按照市场化做的，按照经济规律在开放中合作创新，现在处于领先地位。这里有一个理论上的误区，有的领导人把中央原来定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变成了“在调控中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要相机抉择”，这个相机抉择又是由政府抉择的，就没有办法按照市场规律走了。鉴此，现在开放的程度不是那么乐观，空间还很大，我们还需要再上一层楼。
      其次要确立一个新的全局性开放目标。加入WTO的目标是全局性的，全国上下，连党都要介入的，从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直到微观企业都涉及到。现在我们缺乏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加以努力就够达到的目标。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有学者讲了下一步怎么开放，但实质内容较为平淡。 “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出口和进口结合，东部开放和边疆开放平衡等。措施方面是继续推动多哈谈判，推动双边谈判或者区域谈判。这些开放的策略和促进举措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看看周边大国在做什么，美国在做两件事：一是和欧洲谈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推跨太平洋的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最近日本表态，日本也和欧盟谈自由贸易协定，也要参与跨太平洋的战略经济合作。现在我们和东盟、中日韩谈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日本和欧美谈成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就不大了。有人认为TPP是美国人遏制中国的招儿，实际上不要用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观点看经济问题，美国有这种人，但是WTO当年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如果用开放的心态参与，TPP的要求确实比WTO高，金融管理、政府管理企业、竞争中立等都有相应规定。如果我们谈TPP,就会有一个带动全局的、跳一跳能够得到的目标，而且由中央直接推动，不仅仅是商务部推动的，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影响巨大。
      最后要有一个新的开放机制。这不是由一个部门来做的，要像当年加入WTO那样，有一个全局性的安排。如果我们在“入世”十多年后，再确立一个新的开放目标，建立一个系统安排，然后以此来发现我们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改革，就有可能达到入世之后的改革效果。当然这可能比较乐观。现在提那么多内部改革的领域，关键点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虽然现在说要放权，但是谁来决定放权，没有一个参照物，没有一个外部推动力，由政府自己说了算，永远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