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产生以后，改革的宏观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都具有非常强的改革意识，而且也有很多的改革经验，祭出了一整套改革组合拳。但是，在改革形式较好的情况下，总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让改革遭遇了困境，我认为主要是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困境是，高度集权、控权、用权的权力结构，与老百姓对于权力公平、平等、公正的需求严重的不适应。
要进行权力结构的改革非常困难，主要反应在两方面。一个是利益板结化，包括中央政府部门的利益板结化，甚至在增量上进一步在增强，强化了这种利益的格局；另一个是政府运行机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很难改革，行政许可的无边界。比如审批制改革，虽然提出要减掉1/3，但是前提是，现在的行政审批事项并不止是披露出的1700多项，这个数字是在短时间内统计出来的。政府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已经习惯了很多东西要审批，不止是政府部门，很多事业单位也有大量的事项需要审批，这些审批是没有列入1700项之内的，此外一些很小很细节的审批也没有列入到1700项内，比如教育界的硕士点、博士点就没有列入统计，但事实上没有哪一所大学可以自己设立。一些部门在报备一些基本项的时候，把很多行政审批都屏蔽掉了。
      第二个困境就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三块，一是垄断，被国企垄断，被少数国企群垄断；二是资源管理非常混乱，资源价格不顺，就是因为整个行政管理对于资源产权的界定、再界定，以及对于资源产权界定以后的管理混乱，一些矿产资源包括海洋资源、滩涂资源、林地资源、河流资源等，甚至文化遗产没有产权界定，或者产权非常不清晰，大量的国有资产是无价的，或者是被社会各方面很轻易的消耗掉，发展过程中抢夺资源的现象都是因为资源的产权不明晰、管理混乱造成的。三是不对价，大量资源有了产权界定，但是很多公共资源被私人使用，使用过程中严重不对价，比如土地资源。如何对我们现在有的，原来所谓国有的资源进行产权界定、再界定，同时把管理关系理顺，让资源市场化，这是改革当中非常大的问题。
      在资源管理方面，高度的统合性、计划性以及泛市场化和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资源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高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是严重脱节的。
       第三个改革困境表现在思维方式，公务员主导体系下的思维方式和现在整个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思维方式转换的需求严重的不适应。
      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员在处理问题时，惯性的、传统的、管制的行政思维放在第一位，而没有把程序意识、公开意识、透明意识、公平意识、公正意识放在第一位，这与当前信息的快速传播方式，以及老百姓对于知情权的高要求严重脱节。
      当前的公务员体系、官僚体系是跟不上改革的步伐的，尽管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非常具有改革意识和改革前瞻性的，有正确的改革决策，但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很难落地。
      第四个困境是司法不公，与老百姓对公正、公平、公开这种司法独立，司法能够最大的体现阳光和正义的需求，严重不适应。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分别有25%和23%的反对票，创造了历史新高，大家普遍关注个案，像两会期间的“聂树斌案”，前两年的“吴英案”，一些大的个案中司法的正义性的缺乏，老百姓质疑司法的公信力、透明度。如何在个案当中，实现公平正义非常难，这个是下一步司法改革很大的一个困境。
我认为改革方向就是三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突破口、重点领域还是以政府为中心，包括整个权力结构方式的改革，思维方式的改革以及对于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其次，强调如何构建一个自由创业的市场环境，重点就是要“小政府”，减员和减权。现在公务员太多，往往一个岗位上万人争夺，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精英都在争夺公务员，非常可怕，因为公务员不会产生和他人数相匹配的生产力。所以说现在自由创业的环境太差了，如果中国下一步要实现我们百年大计或者小康目标，减员和减权，让更多的精英从教育出口出来之后，更多的自由创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改革。
      最后是司法问题，主要解决5个问题，主要是司法独立、独立审判、劳改制度改革、信访制度改革、跨区法院建立。
      所以，司法公正，是改革最大的推动器。我也同意，要建立改革协调机构，那么司法改革协调机构应该是这样一个协调机构的应有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