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唯一的窗口期。过了这个时期事情就麻烦了。最近我在《财经》、英国《金融时报》发文都讲了这个意思。
      基于国家领导力的考察，新的领导核心可能是具有使命感和敢担当的政治家，为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我是从国家领导力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政治家或者领导人和官僚是两类人：政治家有使命感，敢冒险、敢担当；官僚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事，避免犯错误。这在国外分的很清楚，在中国过去也是分的很清楚的，至少皇帝和官僚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这个体制走到今天很麻烦，政治家只能出身于官僚。官员从进入官僚系统，一步一步上来，大体要40年，要经过20几个台阶。现在我们的官僚等级制度是很严格的，一个刚提拔的副县长和县委书记之间有五个台阶，县、市、省都是这样的。等这40年过去，有领袖素质的人基本被淘汰了。现在新一代领导人很有时代特点，他们有一定的横空出世的味道，所以我对他们寄予希望。如果政治体制（包括领导人的选拔制度）不改革，不要再指望中国下一届领导人的能力、素质能够比本届高。只能是越来越差，也就是越来越没人有担当，没有人真正想干事。所以我说这是唯一的窗口期。我说的更直白一点，现在我们讲共产党领导，通俗解释，就是全国13亿人民把国家承包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怎么选出一个好的CEO、好的董事长来经营好这个国家。但现在的体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现今各级领导人的文化程度比30年前高，但领导力比30年前低。行政体系演变成为急功近利、封闭僵化的官僚体系。经过80年代的人都知道，现在和80年代想问题不一样，很大背景是官僚体制素质完全变了。80年代很多人当官为干事儿，现在不容易找到当官为干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干事为当官，他们干事不是出于理念、出于信仰、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而是一心想着如何加快得到提升，把官做大，而不是把事情做好。刚当副县长，用不了一年就想进常委，再过一两年找关系当常务副县长，如此等等。一个市长一年之后一定是努力当市委书记，如果两年还没有动，别人会说你怎么还没有动啊。所以说，我们的干部体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官僚制，位置成了唯一目标。
      第二，后续改革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与决心，改革的关键是给民众信心。
      如果我们抱着一点希望的话，怎么改？现在谈的总体设计这些东西，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提出一个观点，很多改革其实不难，就看领导人的意志、决心，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信心。他如果想改革，办法总是有的。而且，不要想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很全面的、精致的改革方案，也没有谁那么聪明。我们之所以搞市场经济就是没有能力设计。经济改革，现在说这个联动、那个联动，其实就是抓几个点。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还原到90年代的劲头，该撤退的撤退，大量的股份往外转。这样做就是一个信号，有了这个信号，民营企业家就有了信心，大家知道国家往哪走了，地方也会动起来了。现在没有这个信号。李克强总理最近在谈改革，但是没有涉及到国有企业方面的改革。价、税、财也重要，但是这些与其说改革还不如说是技术性的问题，只有方向性的问题才是改革最重要的。
     改革需要信心和激情。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信心。新的领导人已经有动作了。实际上，人们已经听烦了改革的口号，领导人再怎么讲话没有人激动了，我们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一定代表他内心的东西。一个人只有动了感情跟别人交流才能让人激动。现在大家已经不动感情了，都是编出来的东西。要启动改革就是点的突破，带来的问题自然就有人去思考，也就会有方案出来。
      农村问题实质就是土地改革。
      审批制废除应该深入践行。废除审批制的很多东西轻描淡写是不行的。在十几年前第一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就谈审批制改革，后来开始做这个事了，后来又停了。我当时说你们现在调整，哪个该废、哪个不该废，肯定都舍不得，就像我们搬家一样，平时老舍不得扔东西，如果搬一次家好多东西就扔了。现在中央层的审批就有3000多项，如果先都把它们全废了，然后看哪个还需要再拿回来，这样做可能容易一点。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思路，我觉得不会有大成果。改革必须有震撼力的东西。
      第三，改革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最好方式。
      既得利益者还是有人能够认识到改革的这些问题，改革也是保护既得利益者最好的方式。我们这个体制对谁都不好，这个体制下真正不安全的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特权的人，特权者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一些激烈的斗争。比如说反腐败的问题，大家想想，你不可能老在那个位置上，总是要换的。原来有特权的人可能汲取了很多财富，接下来的人向谁汲取？他们只能相互汲取了。所以还是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要过多纠缠于旧账。我提出过反腐败大赦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办法，否则反腐败的力度可以很大，但是最后真的玩不下去。大赦是个大动作，领导人的领导力和果断非常重要。现在没有人敢这样做，可能是顾虑太多，包括老百姓也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