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一、改革开放历史任务的重大变化

（一）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成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明白无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以城乡、地区间的发展鸿沟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及财富的巨大差距，直观地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令人两难的是，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制约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弊端大量存在，而创制所成的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加速显现并有加剧的趋势，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对立乃至市场建制的迷茫，不时地引致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纷争。推进效率与公平相向而行、协调兼顾的平等取向改革，便历史地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所不可回避的主要任务。

发展中经济大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有经济的、政治的、体制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社会的等诸多原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问题的解决决非一蹴而就、朝功夕成，但千里之行必须始于足下。

近年来限时脱贫、强力推进的反贫困政策和在条件相对成熟地区开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则是党和国家顺应国情民意，推进效率与公平相向而行、协调兼顾的平等取向改革、社会公共政策和平等共享发展，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制度性开放的新的主要任务和重大历史标识。

（二）社会实质公平取向的改革开放任务

“转轨加新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建制，自始至终面临着应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巨大挑战和创造市场平等发展条件与规制其不平等发展结果、促进效率与平等均衡兼顾的双重平等努力，肩负着从市场形式平等到社会实质公平的多维度、高难度历史重任。

其中无论是激活市场效率的发展建制，还是规制贫富分化的社会平等，尤其是兼顾市场发展条件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双重平等和均衡公平，几乎都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矛盾和难题，任何求解破题的尝试性努力，都会使人们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罗网和烧脑费神或力不从心的智力挑战。

中国曾经建立过集价值信念、政治正确和公平诉求于一体的计划体制，并且陷入过既无效率也不平等、既是“老路”也是“死路”的平均主义泥沼，终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幡然觉醒，以不太长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成长与烦恼、荣耀和困境相伴而生，城乡、地区发展鸿沟巨大，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也跃居世界前列。但逆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而动的平均主义怀旧情结和道义预设的简单诉求没有出路，而漠视贫富分化的严重状况和社会平等的正当要求，则既背离公平正义原则又潜在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可能的甚至也是必然的选择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市场经济平等发展条件，脚踏实地地规制其不平等发展结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效率与平等的均衡兼顾，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结果的双重平等即社会实质公平。

梦境的美好与现实的骨感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创造市场条件和社会结果双重平等的努力，必然会面临着严重而持久的双重不平等的挑战。

市场平等发展条件的创造，必然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利益格局及其体制性制约，更无从在短期内改变因经济地理条件、历史背景差异、产业进化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共政策、政治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市场体制建立之后，财产权利、劳资关系、竞争机制、收入分配、财富效应、利益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发展将人们带进了当初未曾预料到的世界。

行业领域、社会阶层、城市乡村、东中西部、内外经济之间，发展条件的优劣，增长速度的快慢，收入差距的大小，财富积累的多寡，社会分化的程度等，既可能是发展条件不平等的结果，也可能是发展结果不平等占有的折射。

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任务中，平等发展条件的创造和平等共享结果的达成同样重要。任何经济道义至上论或漠视社会不平等，都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或社会的动荡。可供平等分享的丰硕果实只有生长于具有活力效率优势的市场经济的参天大树，需要人们处理好双重平等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选择，因而注定是一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久久为功的持续性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或取得永久的完胜。

继续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经济平等发展求解社会共同富裕，尽其所能地做出从优化资源配置到分享发展成果的持之以恒的制度建设努力，实属当代中国人乃至世代相因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

（三）大国经济体的制度性市场开放

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大国地位的形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对现存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多维度挑战，国际关系渐趋复杂，大国博弈乃至冲突加剧或将成为长期现象。

贸易大国地位的形成及稳固对现有贸易结构和贸易秩序带来强烈冲击，制造业大国地位会造成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部分贸易伙伴的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替代，科技立国战略及其成就对西方主要经济体构成了大国博弈压力和心理性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社会公共品提供能力包括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对西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优越感产生了巨大冲击，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和体制张力的增长引起西方主要大国的疑虑、忌惮、恐惧乃至不时地挑起对我国的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直至恶意制造“塔西佗陷阱”、威胁制造“修昔底德陷阱”，力图将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甚或贫弱衰败境地。

国际环境的变化或渐趋紧张，我国不仅不能防卫式退缩而且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根据自身经济贸易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变化，克服曾经的守旧护成的弱国心态，主动、自信地适应进而推动调整国际商务规制和经济技术标准，开放更多产业经济门类和社会服务领域，使相关产业和服务“与狼共舞”、发展和强大自己。

发挥货物贸易对外开放的全球化优势，有选择性、有区别性地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开放等不同形式，推动服务贸易、资本投资、技术应用、人才流动和制度规则的全球化。积极扩大国内自贸区和国际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实施向西、向南开放和东、中、西部平衡对外开放战略，提高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产业技术标准和制度法规准则的适应能力和创新作为。

建设以全球产业链的可持续衔接为指向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系，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各种资源要素的平等开放和优化配置以及与各类型国家包括重点小国的多元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建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的制度性开放体制。

二、兼顾近期和长远的改革开放建议

（一）确立“体制适应性”优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1.完善国有企业举纲扼要、有所作为的主要领域和基本制度。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示范引领技术进步、攻坚赶超关键领域、保障优化普遍服务等市场公共品的中坚力量，应以“正面清单”形式明确国有企业体制适应性的主要领域和功能职责，最大限度地以平等市场主体完善经营管理、遵循竞争机制、联合社会资本从事经营活动，防止其利用先占、独占及其他优势排斥竞争、失能诿责等越位缺位和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

2.确立“竞争中性”基础上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市场主体地位。“竞争中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人礼”，“产权中性”和“规制中性”是其基本制度条件。对资本无序发展的约束，是矫正部分大资本对市场公共品的滥用和公平竞争秩序的扭曲，而不是抑制或者限制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应以不大于“负面清单”范围对民营经济全面开放其体制适应性、具有资源配置优势的投资营商领域，持续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营商环境。

3.建立激发国民经济整体潜力、活力、动力和创造力的体制适应性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制经济不是当代现象，但发展“体制适应性”混合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伟力所在。要深刻汲取世界范围内“全盘私有制”和“全盘国有制”的惨痛历史教训，摒弃对任何经济成分的道义预设和意识形态幻觉，以市场竞争公平审查制度促成体制适应性经济结构，激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强大生命力。

（二）完善“内需主导型”市场平衡机制

1.加快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质量效益、减轻企业负担和完善营商环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平等发展和体制适应性优势充分发挥以及全产业链资源优化配置、供给需求平衡的体制机制。创新新基建业态、模式及制度，增强各类市场主体和各个产业部门的活力创造力、市场竞争效率及有效供给能力。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完善服务业产业链，优化服务需求结构，提升服务业供给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2.适应内循环为主的内外部经济双循环格局和居民收入及需求转型升级要求，启动和提速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基础消费能力，增加中高收入者的消费选择机会、产品服务种类及品质价值档次，扩容普惠性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引导数字技术、智能物联、网络媒介等新需求增长，以各类需求升级换代和全面增长激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需潜力及市场张力。

3.完善基本保障制度，消除抑制发展型需求增长的行政干预。完善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保障体系，取消对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的各类违背市场规律的限购、限售、限价、限区、限贷的行政管制和需求抑制政策，兼顾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生活必需类消费和发展享受类消费健全需求促进政策及市场化、制度性激励调节机制，激活、扩大市场需求，提高发展质量和改善人民生活。

（三）强化“短板优先”的改革开放任务

1.统一城乡资源要素市场，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收入、政府财力物力、社会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成果、公共服务能力和体制机制创新等，优先用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矫正因历史因素、产业特性、体制结构和发展阶段对乡村振兴的不利影响，形成与即将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城乡经济社会形态。

2.矫正地区发展激励方式和公共政策体系，政府公共财力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制完善和开放环境优化等，支持发达地区自主完善市场机制及制度开放性体制，激发全国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避免大中城市和“先富”地区马太效应式的竞争优势和财富集中趋势。

3.分步建立可持续的收入及财富调节制度，缓解市场经济所固有并将长久存在的效率与平等的对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应对相对贫困化的统计检测体系、动态度量标准、社会援助政策和制度法规体系，守牢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生活底线。研究建立综合所得税制和综合财产税制，防止急功近利政策对创业创新动力、产业经济活力乃至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负面影响。

（四）坚持“双重平等”的社会实质公平改革导向

1.加快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混合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成败，根本性原因是市场竞争能力所决定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除推进应急性、专业性、事务性改革外，当务之急是要立足全局和长远，加快事关财产权利保护、市场秩序维护、利益关系调节、货币金融稳定、创业创新激励、市场空间拓展、供求关系均衡、人文精神养成以及国际环境安定等市场公共品供给体系和公平竞争性基础制度建设。

2.建立制度化的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公平审查机制，重点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税收安排、金融资本配置、产业地区政策和改革开放战略的公平公正性质、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发展影响等，进行综合性、多视角评估，建立制度化的适时调整纠错机制，防止因体制机制安排、地区影响能力、阶层话语权利等差异，造成要素占有、市场条件、制度供给和发展能力的苦乐不均或马太效应。

3.政府公共政策重点和改革开放取向逐步从聚焦经济增长转向缓和居民收入财富差距、协调城乡地区发展领域。认真汲取一些西方大国虽然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富裕程度居全球前列，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族群对立严重的深刻教训，将政府的公共政策重点、改革开放战略、市场制度结构和经济社会政策，转向兼顾平等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双重平等即社会实质公平目标。

（五）坚守“安全底线”的制度性对外开放

1.以制度性开放和国际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技术合作全球化和国内结构性改革。扩大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开放试验领域的政策及经验的推广适用范围。提升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双向开放和制度对接水平，主动加入和推动有关国际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多边性、多样化投资贸易自由化体系建设。密切与“一带一路”和中欧铁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推动商贸服务、交通物流、战略合作发展深化和中西部经济开放性发展。以市场开发、制度对接、平等互利机制和实际经贸地位，务实调整我国与主要投资贸易伙伴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多边合作关系，稳定、优化国际营商环境。

2.对标国际商务规则、市场法规标准和通行规制原则，全面推进制度性对外开放。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推进信息智能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及其与国内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加快各类自由贸易区、全球产业链体系建设，创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模式、路径和体制机制，推动国内“卡脖子”技术突破、科技迭代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涉外经济技术合作、投资贸易关系和市场对等开放的法律法规建设，对冲西方主要大国的技术封锁、市场排斥及其他单边霸凌主义政策。

3.集各专业技术部门之所长，建立健全制度开放型经济体的综合性风险预警和管控机制。放宽或取消外商投资限制、全面开放国内相对弱质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意味着需要尽快完善与之相关的反垄断法规及执法体系，健全指向明确、灵活适度的制度性对冲机制，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和反倾销执法司法等商务法规援助制度，加快我国投资贸易体制、风险管控体系与国际通行规则的适应和对接，为高标准、全方位开放型经济建立适用性、可持续的法规制度安全网。

孔泾源：以改革开放促进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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