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几位都谈到对人民银行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也讲一些我对形势和政策的判断，不一定完全代表人民银行官方的观点。我想讲三个问题，一个是短期的形势，另外增长潜力，最后讲讲对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的看法。
      我先讲一下基本的结论，在政策层面财政可以再松一点，货币要防止被动紧缩，地产方面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稳定房产价格的预期上。结构方面我非常赞同王小鲁的意见，结构调整力度要加大，市场准入的改革步伐要加快，但是不应该搞大幅度的刺激，搞大幅度刺激会有一些不良后果，2009年以来在结构上的后果、债务率的后果等等，这些都应该防止。新的情况是就业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这和2009年担心2000万人失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要考虑，政策有滞后效应，过去两个多月，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政策的效果都有3-5个月的滞后期，我估计下半年政策正面的效益会发挥出来。
     从刚才讲的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是短期的经济情况，我想经济下行压力大家讲了很多，我讲一点新的东西，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到底和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去年是7.4的GDP增长速度，今年官方目标是7.0左右，短期来看要达到7.0是有难度的。这是什么因素引起的，我想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财税和融资平台的困难。房地产去年的商品房销售下降8%，绝对值下降，这是多少年以来没有过的。房地产销售的下降自然会引起房地产投资的减速，这点数据上可以证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图表可以证明房地产销售领先于房地产投资大概三个季度。理由很简单，就是大部分的开发商都预售，卖出去，有了销售合同之后再经过12个月左右的建设完成项目，所以投资是滞后的，如果没有销售，投资肯定会下来。今年的房地产投资估计下行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去年下降8%。
     第二个是关于地方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地方财政去年年底的数字是300个城市的卖地收入下降28%，这个数字是签约数，还不是入库数，签约如果下降，一般入库到了下一年就会有明显的下行压力。43号文去年9月份发布之后，具体实施当中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43号文的意思是以后的地方融资平台要分成两块，一块是工业性，另外一块是非工业性。工业性项目是由地方债融资，非工业性项目以后不能由政府担保，要靠市场的方式去融资。甄别应该是2015年一年的时间，但是很多甄别还没有完成，我们在地方调研的结果是今年前两个月很多银行不给这些融资平台贷款，因为还没有甄别清楚到底属于哪一类，身份不清楚，以后有没有担保也不知道，所以先不给钱。这个情况短期内也造成了地方平台的再融资压力。当然，政策上已经有所反映，我估计43号文实施方案会有所松动，但确实已经开始导致地方基建投资下行压力。
      其他还有很多下行压力的来源，比如出口、汇率等等，这些我都同意，都起作用。但是汇率到底起多大作用，我还要跟鲁政委讨论一下，可以画一张图，说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几乎完全能够解释GDP的下行，我也可以画一张图，地产的销售投资几乎和GDP的增长完全吻合，画一张图，地方的基建投资和GDP的形状完全吻合，所以实际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要完全分清楚某一种原因在整个经济下行当中到底起10%还是90%的作用不是很简单的。这是关于短期的经济形势，尤其对GDP压力的判断。
      关于增长潜力，前面几位都提到中长期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个事其实很难算，为什么？我们自己也搞了一个很复杂的模型，DSG模型，把可量化的因素都合进去，至少有三个对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是可量化的，一个是人口结构因素，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几十年下降的幅度都能算出来，今后几十年两点几个亿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就可以算出来，减了多少点。第二个是环境压力。如果要治理雾霾，就要用清洁能源替代污染性的煤炭，如果用天然气替代煤炭，成本上升30%，成本上升这么多对经济影响有多大也能算出来。再就是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消费者已经购买和消费了很多实物的前提下不再愿意买太多了，就是占有率已经很高了，以后的偏好会慢慢转向服务，比如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速度肯定低于制造业，这是全世界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根据国际经验，由于这个偏好导致的生产率上升幅度的下降，也能算出来它对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下行压力。但是还有两大不确定性，一是我们改革到底能释放多大红利，能对冲多大下行压力，算不出来。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估计，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国营企业高30%，如果国营企业都能改造成为像民营企业一样的生产率的话，那中国的GDP一下就提高了30%的生产率，这是不得了的潜力释放？能做到吗？几年能做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再就是推动创新，也可以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提高很多潜力，但是能做到多少？我们中国的人均专利持有数是全世界的平均值，和世界平均一样，韩国的人均专利是世界的14倍，咱们能不能往上提一点，能提到2-3倍吗？这是无法算出来的两个重要因素。中长期咱们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在改革方面多做一些努力的话，增长潜力不一定是五点几、六点几。
      下面我讲讲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看法。关于财政方面，几个月之前我就提了几次，我说当时准备的5000亿的地方债规模太小，既然要搞地方债逐步替代地方融资平台，就需要有比较大的力度。后来在预算当中也是搞了5000亿，额外的加了一个1万亿的置换。置换到底能产生多大作用？这个很难说，肯定不是一个1万亿的增量，因为即使不搞债务对贷款或信托的置换，贷款和信托本身也会有相当部分进行置换，这些银行不会看着融资平台资金链断掉，为自己造成巨大的坏账，所以1万亿的置换力度其实不一定很大。但真正对基建投资额外能提升多少很难算。总体来看，我觉得由于地方财政的问题，还有43号文导致的融资平台再融资困难的问题，即使搞了置换还是下行压力，这方面有必要继续想办法把财政的扩张力度在实际操作当中提高一点。
      再就是货币，过去4个月的时间人民银行从11月份开始减了两次息，降了一次存款准备金。这些做法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为了防止货币政策被动紧缩的目的。为什么可能出现被动紧缩？因为CPI在往下走，去年CPI是2%，今年前3个月分别是0.8、1.4、1.8，平均起来是1.2%左右，比去年跌了0.8个百分点，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就低。实际利率是货币条件松紧的一个重要指标，实际利率上升就表明货币政策偏紧，最近减息技术上来讲主要目的是防止货币政策偏紧，如果CPI继续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的话，防止偏紧的努力要继续下去。货币供应量方面来讲，今年国务院定的12%的M2的增长速度，另外还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可以稍微高一点，12点几也是可能的。这个目标如果达到的话，应该说不算太紧，因为我们经济增长从名义利率增长速度来讲是往下降的，12点几减去更低的名义经济的增长速度来讲，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宽松度的，问题是要资金到位。
      关于汇率这块，我同意鲁政委的讲法，实际有效汇率确实由于美元升值，我们对美元没有明显贬值，所以出现了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对出口造成了压力，但是如果说要建议一次性大幅度贬值也不可行。有几个因素，一是实体经济当中没有这个承受力，我曾经和新西兰央行行长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这个国家汇率弹性这么大，一个月波动百分之十几，企业、银行都觉得无所谓，不会造成什么冲击，在我们国家如果一个月波动3%就会到处叫。他说我们所有的银行和企业每一笔外汇交易全部被对冲，在市场上都买了对冲外汇风险的延伸工具了，所以对实体经济没有冲击。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基础条件没有。如果今天允许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贬值，那些企业、银行如果没有做过对冲的话，有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当然有些会收益，但肯定会有实体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短期内一下贬了5%会不会造成恐慌性抛售，这个也要考虑。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企业、中国的金融机构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说不定有可能，如果出现恐慌性抛售，全中国人民都抛售的话，需要多少外汇储备来抵挡抛售的压力？就不是4万亿美元的问题了，整个M2，100多万亿人民币，有没有这样的抵挡能力？这些都是很现实的约束条件。
      除了这两个宏观层面的政策，我想房地产的政策调子应该是稳定市场预期。我想政策工具应该是比较多的，已经用到的可以继续加大力度的工具，包括利率、最低的首付比例，包括税收、土地供给，前三项都已经用过了，力度够不够可以再讨论。第四项是土地供给的预期，我觉得由于土地供给太大，在地方政府层面，尤其是中小的地方政府供给的土地，造成了未来供给无限，房价会下降的预期。如果大家预期房价下降就不买房，不买房就没有投资，所以怎么稳定预期，从刚才讲的四个方面还要继续努力。我同意任志强讲的由国务院出面，搞一个比较正式的意见来提升市场的信心。
      除了刚才讲的三个比较宏观层面的政策之外，我想中长期还是要花大力气去调结构。一个是准入开放的问题。我记得一年多以前有人讲有8000家医院可以民营化，搞了半天还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落地的东西。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有巨大市场需求的，我们供给短缺的领域，医院是最典型的，很多人在医院排队两个小时，医生给你看一两分钟，到国外这个供给差不多是我们的5倍，有医生一般给你看10分钟，所以供给不足，在很多行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主要的障碍在于准入。关于推动绿色金融、绿色投资，这方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研究，人民银行研究局搞了一个课题，也在往上提。现在面临巨大的环境问题，比如雾霾，北京是90%的指数，发达国家一般是十几，我们是人家的5倍的雾霾指数，水资源污染我们是75%，我们19.4%的耕地是污染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最大的是引导绿色的投资，因为过去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都是污染型的，我们重工业比重是全世界大国当中最高的，重工业导致的雾霾是服务业的9倍，我们的煤炭占比是68%，而煤炭产生的污染是天然气的10倍，交通运输结构当中，城市的出行只有7%是用地铁，93%是靠公路出行，而公路出行创造的雾霾是地铁出行的10倍。这些结构都要纠正过来，我们投资结构要变，要投到绿色的能源、绿色的交通，投到绿色的产业当中去，所以这方面我们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比如推动绿色银行、绿色基金的发展，政策上给予绿色债券、绿色IPO予以支持，基础设施方面要搞绿色评级、绿色股票指数等等这样的机制来引导资本市场多投资到绿色产业。法律上来讲，要搞强制性的绿色保险，要让银行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也算是结构性的，在金融领域当中。就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贵问题，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想讲的是村镇银行准入的问题。我在几个地方做了调研，江西、贵州，同一个地方去看，如果是一家村镇银行，还有一家小贷公司，都在那个地方运作的话，村镇银行给出贷款的利息一般是11%左右，而小贷公司是20%。小贷公司为什么利率这么高？因为他进来的钱就是二手的钱，进来的成本就是12、13，自然贷出去是20%，而村镇银行是可以吸储的，所以成本低，贷给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就会比较低。为什么不多搞村镇银行呢？从现在1000家搞到3000-5000家，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就降下来了吗？但是很难搞，因为我们有一条管制，叫做村镇银行的发起必须要有一个主发起人，主发起人必须是另外一家银行。为什么要搞这个？以前是怕承担监管的风险，如果小银行倒闭了，会不会有系统性风险传导到整个银行体系等等。现在存款保险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担心可以大大下降。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地方层面县里没有足够的监管人员，没有人，银监会没有人，人民银行有好多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体制重新安排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想突破起来不是很难。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关于整个宏观政策今年的基调，刚才讲了某些地方可以松动一点，但是总体来讲不赞成搞大幅度刺激。主要是因为就业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几年非常不一样，一个是虽然GDP在往下走，但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状态在改善，去年报出来的三个城镇失业率数字直线往下降，3月份是5.17，5月份是5.07，8月份是5.00，如果就业不成大问题的话，GDP增长速度稍微低一点，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和刺激。还有一些担心是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我们国家经济的杠杆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杠杆率高导致宏观风险的加剧，如果继续采用非常大的货币刺激的方式，杠杆率可能继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