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的落实效果与存在问题，往往从地方层面看更具切身感受。在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对于过去10余年来的经济运行还没有研究透彻。这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通常认为是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加入WTO；二是快速城镇化。其实还有第三点，即分税制改革。分税制对工业增长的市场细分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分税制的不完善，在运行中产生了一些问题。财政收入70%在中央，30%在地方，而70%的事权在地方，地方唯一的口子就是“土地批租”。这种格局下产生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看似奇怪的现象。
譬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银行一片坏帐，但是短短几年中国的银行业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负债率最少，什么原因？主要是通过上市。也正因如此，2003年后国有商业银行与央企的两大上市，最典型的中石油上市，成为股市6000点跌至1600点的转折，不仅压垮了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并带来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给金融调控带来很大问题。因为中国利率、汇率并没有市场化，所以只能进行窗口指导、存贷比，以及后来通过存准率调控。上市前原有的金融调控是平衡的，一方面银行的利率相对固定，存款和贷款之间存在3分利差，银行必定赚。另一方面，银行必须受制于央行存款准备金准率。存准率从9%逐渐上升到19.5%，最后100块钱只能贷80块钱。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这样的调控方式未必奏效。因为，银行要向证交所报送季报、中报和年报，如果利润达不到要求怎么办？于是，银行业开始增加表外业务，从3000亿直至9万亿。存准率提高与利润最大化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表外业务的膨胀。这对经济影响特别大，银行出来的贷款利率可能是5点几，但是通过个人理财、信托、基金，到实体经济层面，都达到15-20%。表外业务扩大以后，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就被挤压。当前，许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金多、资金贵的问题，结构无法调整。更加促使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布局赚快钱的地产行业，高成本的银行表外业务资金也汾涌进房地产业，大大影响了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央企上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要向证交所送季报年报，为保证上市后利润的持续增长，大多数央企都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反而偏离了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定位。之后，中央要求央企退出地产行业，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落实。结果是国民经济导向财富驱动，不是创新驱动。2003年，我们在一个发展报告当中提出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但当前许多地区是要从“财富驱动往后退到创新驱动”，这个事情难度很大。
      再看地方政府热衷的土地批租。地方土地财政背后问题实质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问题，是分税制不彻底的副作用。在土地批租初始，象征性收1%的土地出让金，其他都给地方，事权都交给地方。财权在中央，土地批租权交给地方，这等于鼓励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因为一块地出让可以带来30%的本金和70%的银行贷款。官员任期是5年，现在的平均任期不到3.7年，如何能在任期内出政绩？地产商就配合各地政府搞地标的需求，建造最高楼，圈地搞地产，把钱赚回来，这样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也倾斜到了房地产上。
     最后，财富驱动大大提高了产业发展与创新创业成本。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在批地上，当然希望批地价格高点。而房地产成本提高必带动工资成本提高。工资成本上去了，决定了很多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没有办法继续做。譬如创新，交大学电子工程出来的学生，做投行的第二年每月拿2—3万块钱；而搞技术创新的只有几千元，只是面上给一点天使基金，谁去创新？我们还可以从成本看外资。现在有关部门总是理直气壮的说外资没有问题，进出口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一定有大问题。为什么？这10年我们的成本大幅提升，除了汇率高估，资金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都很高。国际金融危机已经7年了，经济增速年年下行，而我们要求最低工资每年要增长13%，全世界没有这样规定的。所以，现在外商感觉完全不一样，认为现在中国不需要外资了，这是资金成本、汇率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大宗商品成本高企、优惠政策取消、反垄断罚款等综合事件分析的结果。单一政策方向都正确，但叠加效果令人担忧。
      这个问题首先反映在中西部地区的外资进入堪忧。目前外资走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去东南亚。越南利用外资的数量增长得很快；二是我们所期望的是从东部走向中西部，应该说也出现过这种势头。但是，2012年房地产企业从三四线城市撤退，意味着前一轮复制东部加工贸易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结束。本来中西部要复制东部搞开发区、新区，引进外资，带来就业与购房者。房地产企业按照原来的模式造好房子等着企业进来，结果没人进来，房地产企业就从三四线撤退了。所以，中西部要消化房地产的问题，为时还长，9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为什么70个城市房价依旧居高不下？从地方上看是很清楚的，因为指标设置不科学。中央按照规划人口给指标，比如上海规划人口1850万人，实际人口2400万人，欠缺几百万人口的土地指标。而在人口导出地区的土地指标却虚高，这样70个城市肯定是房价居高不下，同时在很多人口导出地区一定有空城和鬼城。我曾到一个地级市，总人口73万，造了一个46平方公里的新城，可以容下46万人，我问当地领导，人哪儿来？他说我的房价便宜，很多人会来买。问题是周边城市都这么做、这么想，人反而成了稀缺资源。
      这些问题如果不研究清楚，很多政策难以对症下药。经济学除了理论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证研究，如果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相信中国的回旋余地还是很大，弹性也会很大。工具箱里面的东西很多，关键在于判断，如果判断准确，解决办法一定存在。我对整个经济并不悲观，讲到潜在增长率大家的基本看法一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走，存在许多机会。现在有很多创业企业生存得很好，北京和深圳在创新方面走在前列，这与中小板、创业板有很大关系。上海也希望走快点，其中需要在天使资金、风投、对冲基金、中小板市场等科技金融上全面跟进，上海在创新配套环境方面还需要加大制度建设力度。总理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5遍。创新要从小微企业做起，但力度不够，可考虑将减免税额提高到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