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认识还存在误区。”王占阳说。
我会特邀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对20年前的小平南方谈话如此理解：“邓小平明确讲过，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在这七十年中，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现在就是‘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时候。”
王占阳认为，邓小平的“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改革设想也已盘算得很远了。“吃一个”就是上世纪末展开的市场化改革，“夹一个”就是21世纪初开始突出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共同富裕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看一个”就是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比较好的制度。
“但我们对于南方谈话精神的理解，普遍还是处在‘吃一个’的水平上，看到‘夹一个’的人不多，至于‘看一个’那就更少了！这就难免会在实践中产生种种偏差。”王占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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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思路
共同富裕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要得到很好落实
南方日报：对照小平南方谈话，您觉得我们的改革目前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占阳：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有了很大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这样大的成功，南方谈话起了极大的作用。不过，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还指出，将来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着力解决。
一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3年，他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同时又指出：“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就提出了一个21世纪初的重大改革方案：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避免两极分化。
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要逐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从抓生产建设转向抓分配。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实际就是要从根本上进一步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和外延。抓分配实际也是抓经济建设，因为它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一个基本环节。
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应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企业主要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又很薄弱，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自然是抓生产建设，而不是抓分配。但到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基础设施也已相当完备时，生产和交换主要就是市场经济自身的事了，政府就不应过多介入了。于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应转向解决更紧迫的也是市场经济自身不能完全解决的分配问题了，即应重在通过公共财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了。
还应看到，邓小平强调的始终是社会主义再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这是因为，按劳分配主要是企业微观行为，所以市场化改革后它就不再在政府职能的范围内了。政府所能做的主要将是再分配，邓小平对此很清楚。
南方日报：现实中还是有较明显的贫富差距，这是否说明有些改革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王占阳：进入21世纪后基尼系数越来越高，这说明邓小平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比如，他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又反复强调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要不断提高，政府不要GDP至上，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即要把“先富”与“共富”结合起来。
后来虽然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每年都在上升，但GDP至上、逆向再分配、消费率严重下降、国企分配严重不公、基尼系数不断攀高等等，都是和邓小平的明确主张直接相反的。至于腐败问题更是邓小平深恶痛绝的。
重温谈话
不是改革出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对于南方谈话的认识不能停留在1992年的水平上
南方日报：有人以现在改革带来的一些矛盾来否定改革，您怎么看？
王占阳：不是改革出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邓小平设想的第一步是市场化改革，然后就是分配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配套的、不断深入的长期改革才能持续实现健康发展。
但这些后续改革没有跟上，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
南方日报：当下，如何重温南方谈话？
王占阳：现在迫切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认识、重新发扬、认真践行邓小平理论。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和南方谈话的认识不能仍然停留在1992年的水平上，因为那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计划和市场问题，邓小平理论中更加深远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邓小平指出：“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在这七十年中，“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的“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改革设想也已盘算得很远了。“吃一个”就是上世纪末的市场化改革，“夹一个”就是21世纪初开始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共同富裕，并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看一个”就是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比较好的制度。
可我们对于南方谈话的理解普遍还是处在“吃一个”的水平上，看到“夹一个”的人不多，至于“看一个”就更少了！
这个“看一个”的改革设计就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那就到2022年了。
从邓小平那时的论述看，关于21世纪前半期的改革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展开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制度体系。
那时就是七十年改革发展期的后半段了。但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高度民主，那就还得到21世纪中叶。
南方日报：在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的思想解放？
王占阳：南方谈话时所强调的解放思想，重点在于解决计划与市场问题。现在我们在经济方面还要有一个大的思想解放，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始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公平分配而不是公有制。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这实际是“守夜人”时代的观念。那时几乎没有国家干预，所以有所有权就有分配权，所有制也因此特别重要。
但邓小平发现，国民收入再分配发展起来后，再加上企业内的按劳取酬，也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中国改革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