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宋晓梧：刚才思平同志、刘浩同志、福林同志三位老朋友、老同志就分配问题分别做了精彩的演讲，我听了也很有体会，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想就做一个非常简要的点评。我非常赞成思平同志刚刚讲的，收入分配总体来看需要国家层面的设计，但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像深圳特区在现有的条件下还是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做很多努力。刚才大家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方面讲了很多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比如说解决户籍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对于最低生活保障调节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做为，我非常赞成。特别是他谈到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有体会，我们工资占GDP比重不够高，工资在企业的成本的比重和发达国家或和我们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但是真正提高工对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压力非常大，这些企业盈利微薄，如果提高工资他们甚至于干不下去或者是要把企业迁到深圳以外、迁到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五、六月份到东莞调查的时候，就很多企业明确这么表示，你们再提高最低工资，你们再为职工说话，我就搬厂，我办不下去了。宏观上分析，工资的增长有空间，因为我们工资占整个GDP的比重和占企业成本的比重是很低的。怎么为什么一提高，这么多企业做不了，这里面就看到中国独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的关系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政府主导的，政府的收入在这里，有没有让利的空间，经过研究思平提出了探讨，我是支持的。

    福林同志也支持了这样的看法，我们不是简单的处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还要处理好政府、企业、职工的关系，这其实是57年毛泽东在十大关系里面写的，这个问题我是很支持思平同志谈的意见。

    刘浩查证了历届政府关于收入分配制度在文件的一些提法，有的过了15年，有的过了近20年尚未落实，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作出许诺，重要的是能不能落实，真的要落实就会面临一些既得利益的调整，不仅增量上要做文章，存量上也需要有一定的变动。2001年当时国务院体改办和中财办牵头进行全国收入分配的研究，十多年过去了，当时提出来的一些思路，比如说对垄断企业限高等问题至今进展甚缓，有的问题还在加剧，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写进文件，但不是说文件写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写进文件并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福林同志讲了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思平同志、刘浩同志也提到，比如说集体谈判在我们这里开展不好。关于工会代表性问题，1992年我在劳动部务虚会提出来了要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工会职能的转变和雇主组织的建立恐怕将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20年了，现在并没有完成解决。这个问题是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是政治问题，我同意福林所讲的是综合性的问题。

我想补充福林同志讲的观点，他在里面讲经济、政治、社会好像漏掉了文化，收入分配出发点的影响我看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可能在主流上面我们看不太到，但是在实际上这方面文学作品、诗词反映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我给大家念一首农民工写的诗句：“小女辍学卖豆芽,老夫打工走天涯。日背砖头汗如雨,夜宿工棚霜似花、停饮酒，不喝茶，分分积攒寄娇娃。偶闲也作登楼望, 千灯万户不是家。”我们想想这个作品，仅仅是把自己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的这种生活状况做了描述。如果农民工变成市民，处理得好，这将是个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处理不好，将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我想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经济问题，确实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从十八大精神来看，我们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另外我稍微补充一下，今天谈到的很多数据截至到2010年，但是2011年和今年的最新数据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比如城乡差距有些缩小，城市职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长等等，这些好的迹象我们也要看到。

我补充这些意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