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研究企业和产业，宏观问题不是主要研究领域。但是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发现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对企业和产业影响非常大。我认为政府正确干预经济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世情和国情。我讲三点。

我们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发挥政府的作用。我看到最新的一个表述，政府作用大一些，还是市场作用大一些，要相机抉择。我觉得关键问题不是相机抉择，而是干预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干预。

第一，准确判断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

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完全不同的分析。在上个星期召开的中国发展论坛上美国的格林伯格在发言中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的错误干预。他指出次贷危机原因在于连续几年政府拼命干预房市，刺激大家买房，导致了失误。这个观点我们国内也有，我看过党校周为民写过一个东西，他说金融危机原因千万别理解成市场失灵，而是政府的干预失误。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这两年政府这么加大力度干预经济，而且偏离市场规律以行政手段干预值得反思。认为市场失灵，所以政府需要加大干预。金融危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佐证。

第二，政府对对外开放的干预需要准确把握世情。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资问题上发生四次争议。一是开放初期围绕着爱国还是卖国引用外资的争议；二是邓小平南方讲话时候说姓社还是姓资。三是11年前争论的是入世还是不入世，因为一入世就狼来了，冲击中国的产业。每次争议结果中央的态度是正确的，主张开放。“十一五”以来的几年里针对外资并购产生那么多的批评和歪曲，出现了排斥外资干扰对外开放的错误倾向。中央国务院又一次做了纠正。这个纠正反映在2010年国务院9号文件里。

为什么会出现4次争议，我觉得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握国际潮流的问题。我非常赞成“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转向“革命与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转变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些反对开放或者干扰开放的观点，关键对世情把握错了，他们认为现在还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按照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思维，往往把中外企业利益博弈的问题上升到民族、国家利益问题，就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我们应该把握好这个时代的主流和本质。如果还用原来的观点看现在的开放，肯定会出现一些干扰。去年开始国务院外资政策变成鼓励开放，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而且要鼓励并购。在国务院的文件和中央的“十二五”纲要里都提出，现在的时代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时代的把握是一个关键。在开放问题上，国务院提出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完全正确的。对时代把握的正确，政府的干预在对外开放中就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政府干预经济需要准确把握国情。

如果对中国的国情把握错误，在很多问题上，无论是房子问题、土地问题等都会出现错误。我们应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改革的争议到底有几次比较大的争议，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实际上经历过多次争议。如同对外开放的争议关键在于世情把握是否准确一样，在市场经济改革问题上的争议关键在于国情是否把握准确。

改革开放前出现战略失误的关键在于领导者一直把自己的党看成是一个革命党。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才认识到自己是执政党，要用执政党的思维看中国的事。执政了50年，还把自己看成革命党，还一直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出事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情变了，中国从一个无产者的国家，变成一个有产者的国家。这是一个根本的国情变化。温家宝总理讲话说国内8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今年“两会”的时候城乡建设部一个司长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89%的人有自有住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自有住房意味着有几十万甚至数以百万家产。在座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不管是单位分房，还是拆迁，还是买房，总之80%多的户籍人口自有住房。60年来，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在中国把多数无产者改造成为有产者。这个时候还停留在无产者政党思维往往会偏离实际情况。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德国学习时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之后多次竞选，始终选不上去，后来在1959年从社会实际出发搞了一个党纲的修正，说要代表大多数人，而不能光代表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发现当时工人阶级已经变成社会全部人口的少数。我查找了1958年德国统计数字，在1958年那一年，德国工人的比例第一次低于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大多数人不是原来意义的无产者了。经过修改党纲和多年的努力，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竞选成功执政了。

这一历史过程启示我们领导者需要与时俱进符合国情。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关键得正确，即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正确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情。现在中国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还按照原有的无产者政党思维来干预社会经济就一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偏离经济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