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1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释放出中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与往年相比，此次会议在提炼总结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五个必须”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八个坚持”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方向，也是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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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部署体现问题导向
会议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一些微调，提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强调“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这些政策部署体现了问题导向，直面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沈开艳说。
正如会议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在沈开艳看来，短期内需要优先应对房地产风险与地方债务，二者是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且相互拖累。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强调，守牢底线是2026年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破解内需不足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结构性压力增大问题，也是2026年政策制定的核心着力点之一。”沈开艳表示，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列为首要任务，并强调“优化供给”，意味着持续激活内需潜力、增强供需适配性是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向东认为，会议提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意味着2026年的政策着力点在于持续有效扩大内需，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稳定锚作用，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和有序增长，积极推动形成更多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沈开艳看来，2026年政策需要强化“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企业稳岗、扩大公共服务岗位。同时，加快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如养老、文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冯奎表示，会议提出“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当前环境下具有较强的迫切性、针对性，有利于充分发掘我国超大型经济体的内在动力，激发要素活力。
02
2026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迫在眉睫
会议提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沈开艳对此分析说，传统基建、房地产拉动的增长模式“退潮”速度超过新动能的成长速度，导致潜在增长率承压，因此，2026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迫在眉睫。
沈开艳认为，2026年政策需要在维持传统产业“软着陆”的同时，通过产业政策精准扶持新兴产业集群(如新能源、AI、生物医药、新材料、航天航空等)，扩大新质生产力的规模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汤铎铎表示，会议提出“坚持改革攻坚”，直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完全破除，市场活力、创新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必须以攻坚姿态突入深水区，用体制机制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刘向东指出，2026年政策将综合考虑短期和中长期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统筹考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从而实现稳中求进和提质增效。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贸易投资波动，地缘政治碎片化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分流，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墨西哥转移，高端技术领域面临‘脱钩断链’。”沈开艳指出，2026年需要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吸引高端FDI，同时鼓励优势产业出海建厂以规避贸易壁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认为，会议将“对外开放”置于“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的宏大语境下，意味着2026年，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逻辑，是打破外部围堵、应对地缘政治博弈“战略突围”的重要抓手。
03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注重政策协同
会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而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紧密衔接、协同发力是关键。
沈开艳表示，科技政策应聚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产业政策重点要放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韧性;财政政策则要提供稳定、精准、可持续的资金保障，引导和放大社会资本。
值得关注的是，距离2030年实现碳达峰还有五年，而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其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沈开艳指出，2026年要通过“绿色金融工具+技术转移补贴”缓冲转型冲击，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如碳交易、生态补偿)，将低碳约束转化为新的增长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表示，2026年要把是否低碳、减碳作为工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区域优化、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城市系统性更新的引领性工作抓手，在降碳的国际潮流中实现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有机统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樊轶侠认为，坚持“双碳”引领可考虑围绕“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展开。而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大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优化能源结构。
在刘向东看来，要用数智化、绿色化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通过“双碳”引领，倒逼经济社会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培育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