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江苏省常州市体改研究会邀请，2025年7月25日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艾出席在常州市行政中心举办的专题报告会，并就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问题向参加专题报告会的常州市各界人士作报告。本文根据赵艾同志的专题报告内容整理。

　　今年7月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周年。今年也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47周年，同时是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12周年，还是“十五五”期间重大改革问题的谋划之年。回顾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与成效，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精神，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走势，对于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创性地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把握、推动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新时代新征程开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重要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从几个方面谈点认识和体会。

　　一、改革的时代渊源

　　(一)改革的缘起

　　我国1978年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1.改革的时代背景

　　一是“文革”结束后的反思。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反思“文革”期间的错误，认识到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弊端，重新审视国家的发展道路。

　　二是经济发展困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资源配置不合理、企业缺乏自主权、生产效率低下、激励机制不足等。这些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三是国际形势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同时，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我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需要通过改革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国际竞争力。​

　　2.改革的动因

　　一是经济理论的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人民群众的期望。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困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对改善生活条件的期望日益强烈。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三是借鉴国际经验。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国情，通过改革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四是科技革命的推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迫切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以适应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而进行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党的十八大之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及其成就

　　1.主要举措​

　　一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后续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点。此后，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要求，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1994年，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分级、分税的政府间财政体制。​

　　四是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分别于1981年、1982年、1983年，对湖北省沙市市、江苏省常州市、四川省重庆市实行改革试点。沙市“第一个吃螃蟹”，为中小城市综合改革探路。常州以搞活企业为重点，首创工业一条龙，“科研—产业”联动和专业化协作，商品房试点等。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在大城市层面首次突破条块分割和计划体制，为后来计划单列市全面推开提供模板。三座城市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与“路线图”。此后城市改革试点扩展到多个城市。

　　五是扩大对外开放。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逐步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和省会城市，以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加速国内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

　　六是推进农村改革。改革开放之初，以“红手印”为鲜明标识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释放了农村蕴藏的无限活力。此后，农村改革不断深化，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2.主要成就​

　　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有效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1978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三是市场经营主体活力增强。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满足市场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引进了越来越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更深地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之中。到2012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

　　五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如农村改革后，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发展特色农业，乡镇企业，外出务工等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质量也大大改善。许多农村地区新建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楼房，道路硬化，自来水通村入户，电网改造升级等。耐用消费品逐渐走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如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小汽车等逐渐普及。同时，农民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也逐渐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新时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局面。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给中国经济实力和城乡面貌进一步带来巨大变化

　　一是经济实力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1.9万亿元人民币跃升至2024年134.9万亿元人民币。2025年有望达到140万亿元。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354元人民币，折合6100美元(当时1美元兑6.2855元人民币)。2024年为95749元，折合为13155.89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7.1217元人民币)。从中美之间以美元计价的经济总量比较看，2012年中国GDP8.56万亿美元，美国16.25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比重约为52.7%，2024年中国GDP18.9万亿美元，美国29.2万亿美元， 中国占比重上升为64.7%。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由2012年的22.5%提升至2024年30%左右，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9.4%提升至15.7%。服务业保持稳定发展，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45.5%上升到54.6%。创新研发投入强度由1.91%提升至2.64%，全球创新指数由第34名升至第12名。

　　三是城乡差距缩小。2012—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67%，城镇人口由7.2亿增加到9.4亿，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近1.1万公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1降低到2.34∶1。​

　　四是脱贫攻坚成果显著。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五是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人。

　　六是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成效突出。2013—2023年，中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七是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十四五”期间，外贸体量持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续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2024年达6.16万亿美元，较“十三五”末增长32.4%，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服务贸易规模202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2012-2024年，平均每年吸引外资1400亿美元左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呈增长趋势(2024年虽有所下降，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

　　​二、改革的原则立场

　　(一)确立全面深化改革政治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分阶段目标，并将改革总目标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并载入新修改的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统一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全面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不实行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把握改革正确方向，首先要把握好这个根本政治方向。党的二十大开启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是要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深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

　　(二)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改革工作全局，举旗定向，领航把舵，谋篇布局，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党的十九大之后改为中央深改委，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改革领导体制、务实高效的统筹决策机制、上下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追责问效的督察落实机制。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40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从2014年1月22日第1次到2017年8月29日第38次，十八届共38次。2017年11月20日，2018年1月23日，十九届又分别开了2次。2018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立。到2024年为止，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33次中央深改委会议。从2018年3月28日第1次到2022年9月6日第27次，十九届共27次。2023年4月21日、7月11日、11月7日，2024年2月19日、6月11日、8月29日，二十届已开了6次。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了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攻克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深层次难关，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践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政令畅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和核心作用。实践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不偏轨、不折腾、不停顿，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

　　(三)全面深化改革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改革，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坚持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努力使改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完善改革政策。改革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提供了不竭内在动力。改革中，我们强调，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可以说，坚持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改革有正确理念指导

　　(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既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实践表明，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之后把着力点放到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系统集成、精准施策上。在深化改革中，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更加精准地印发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二)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突出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能否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全面深化改革，其实质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方面面存在的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在部署推进各项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着眼于切实解决体制机制中的突出问题。在制定方案上，强调改革要奔着问题去，拿出的方案要有棱角，提出的措施要有针对性。在部署推动上，强调要聚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哪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就重点抓哪里的改革。在督促落实上，强调要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让实践来检验、让结果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比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2022年3月25日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发〔2022〕11号)。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系统部署，被视为“顶层设计”。其核心框架包括“五统一、一破除”。即市场制度规则、市场设施联通、要素与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第6条指出，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第7条指出，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2025年4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 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通知》(发改体改〔2025〕511号)。202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最新部署，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首次提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三)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重视并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全面发力，统筹推进各领域重大改革的重要方法和经验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和国防军队等各领域，改革任务之全面、内容之深刻、影响之广泛前所未有。因此，各项改革举措有序有力有效落实，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等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科学方法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遵循改革特点规律，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也就是用系统思维谋划全局，准确把握改革的方向、主线和重点，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重从改革的全局和整体出发谋划改革，把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提高改革的整体效能，把握改革的时序和节奏，使不同阶段的改革在进程上有条不紊，不同领域的改革在步调上协同一致。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四、改革的方式方法

　　(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凡属重大改革都坚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实践中，研究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时，同步考虑所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建议。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及时上升为法律。全面实施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修改或废止。通过法律法规的“立改废”落实改革决策，巩固发展改革成果。推动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比如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专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已于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施)。这是一部有多个第一的法律(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的法律，第一次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保障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权利，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保护)。

　　(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成功地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三者动态地统一起来，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蹄疾步稳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改革胆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对于经过充分论证和评估，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则大胆干，但反复强调胆子大不是蛮干，而是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对于一些攻坚难度大的改革，注重久久为功、持续用力，而不是指望一招制胜、立竿见影。从而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实现有机结合，从容应对挑战，有效抵御风险，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坚持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既鼓励基层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把握本质、探索规律，又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思考、高瞻远瞩、整体谋划，从总体上增强自觉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统筹实施、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同时，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要鼓励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对需要稳妥实施的改革，积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看准了再推开。实践表明，把“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把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置于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来进行，把加强顶层设计置于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的基础上来谋划，科学组织改革试点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发挥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基层实践和探索还在于以钉钉子精神抓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落实。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必须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四)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

　　2020年，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深圳为发端，正式启动。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之后，在海南、浦东、浙江、横琴、厦门等重点区域陆续进行战略部署，围绕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出台政策文件，内容、形式虽有差异，但均强调以综合授权改革方式系统推进。试点开展以来，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形成了多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2022年10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的通知(第一批)》《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共18条。2023年11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再次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第二批)》，对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新一批22项经验进行推广。浦东和厦门紧随其后。2023年6月14日，中办、国办印发《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2024年1月22日中办、国办印发《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2025年6月1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6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为此举办新闻发布会。这个《意见》是2020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升级版”，继续采用“清单式批量授权”模式。核心内容概括为“1+4+1”，即一个总体要求：在破解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四链”融合、拓展粤港澳合作、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试。四方面重要举措：①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等;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预算+负面清单”科研经费管理、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海外引才保障机制;③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知识产权证券化、跨境资金池、QFLP升级;④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数字人民币跨境场景、跨境电商综试区、国际职称视同认可等。一项保障措施：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授权后实施。从后续安排看，2025年7月底前，深圳将公布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及配套操作规程;2025年底前，围绕《意见》15项重点任务形成首批制度创新案例，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估后向全国推广。这种基层试点既充分发挥了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差别化探索，又能够及时总结典型经验，推动面上的改革。

　　五、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

　　全面深化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契机，系统梳理相关协定中与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重要议题相关的标准，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落实到位。研究制定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政策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在华所获利润更多用于再投资。允许外商投资性公司使用境内贷款开展股权投资，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总部型机构提供便利。优化外资并购规则和并购交易程序，完善并购管理范围，降低跨境换股门槛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加强涉及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多双边协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

　　二是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中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具体包括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例如，《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提出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支持试点地区抓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政策宣贯落实，对相关领域外商洽谈项目开展“专班式”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推动项目尽早落地。​

　　三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单边开放，给予零关税待遇。自2024年12月1日起，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加强与相关最不发达国家在检验检疫领域的合作，对非洲产品输华开通绿色通道，开展技能培训，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培育贸易新动能，通过举办进博会等展会，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最不发达国家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促进相关国家产业发展、就业增长，带动减贫，接驳世界市场。七届进博会打开的“机遇之窗”累计意向成交额超5000亿美元。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一是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二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近124万家，2024年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近70万家。

　　三是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四是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

　　五是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三)发挥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到2024年我国已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十多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向全国复制推广了379项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2017年以来，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93条压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自贸区网络不断扩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由10个增至23个，自贸伙伴由18个增至30个，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外贸总额(含港澳台)的比重增至约4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以来，与伙伴国货物贸易额占比保持在30%以上，伙伴国对我国年平均投资近200亿美元。创新发展中国家自贸协定新范式，与30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推动130个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这是中方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的第一个以发展为核心的经贸协定，也是第一个全球多边投资协定。推动达成《电子商务协定》，形成全球首套数字贸易多边规则。202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给出未来5年“施工图”。通过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旨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海南自贸港封关将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海南岛全岛将成为一个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2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热情参与，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目前，中国已与150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科技、人文等领域。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2013—2024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达26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1.6万亿美元。2024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比重已经超过了50%。东盟已经连续5年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贸易额同比增长9.6%。目前，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八项行动”：即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要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此外，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强区域协同与联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推动自贸试验区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六、改革永无止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一)面对严峻复杂国际形势

　　当前全球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凸显，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是地缘政治冲突和动荡。呈现多点爆发、复杂交织的特点，涉及军事对抗、资源争夺、大国博弈及供应链冲击等多个层面。目前有14个国家和地区有武装冲突或在打仗。仅2024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180多次军事武装冲突。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前景不明朗。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以色列不仅与哈马斯，而且与约旦河西岸反抗力量、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七股力量进行战争。伊朗与美以之间对抗尚未缓和。叙利亚局势因反政府武装攻势及外部势力干预而再度混乱。其他冲突与风险如印巴冲突、苏丹内战、缅甸及也门内战、朝鲜半岛潜在军事风险，还有印度洋、南中国海边界争端等也可能引发冲突。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会严重影响到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这方面出的题目也需要改革来做文章。

　　二是国际经贸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贸易体制被边缘化，已无力调解中美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无法推动气候、发展、不平等等全球议题的议程，导致多边贸易体系出现合法性危机。美国强化排他性“小圈子”，筑起小院高墙，在国际经贸领域重塑排他性、等级化的治理小集团，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合作。美国绕过WTO对中国电动汽车等商品加征关税，欧盟、加拿大等也效仿，导致全球单边贸易限制措施激增。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如对伊朗、俄罗斯实行长期经济制裁，试图将中东等地区的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友岸外包”体系，极大地干扰了全球经济稳定。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出笼后，全球关税战与贸易摩擦升级，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加剧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经济分裂。虽经大国博弈谈判出现短期缓和(如中美关税暂停)，但根本性矛盾并未解决，会随时出现反弹，全球经贸关系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保护主义与多边合作博弈中摇摆。“关税战”影响将会超越经贸领域，对国际政治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也产生影响。应对来自这方面的挑战，也需要改革做文章，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是美国国内问题外溢影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口号下，特朗普政府除了“对等关税”，还会继续不按规矩出牌，推出系列充满不确定性的政策，如“大而美法案”，推动发行稳定币，与美联储争斗施压，不择手段推动所谓“制造业回流”，强制实行新的移民政策，要求北约、日韩、欧盟承担更多军费，减少美国海外驻军成本，继续对华强硬遏制中国发展等等。这方面影响及给我国带来的干扰和麻烦，需要我们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儿，通过改革做文章，提高应变、应对能力。

　　四是全球南北发展分化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5年全球GDP总量预计为11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约69万亿美元，占60%左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约28.75万亿美元，占25%左右，发展中国家约17.25万亿美元，占15%左右。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也在分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最贫困的国家面临债务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全球公共债务达到创纪录的92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比30%，全球共有52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全球南方国家还有110个国家约11亿人生活在严重的多维贫困中，占其总人口的18%以上。世界银行预计，全球粮价居高不下将严重威胁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粮食短缺和饥饿会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是作为南方国家重要一员的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一个虽然还在发展中但是大国应该有的样子。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解决南北分化问题，推动国际经济平衡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也需要改革做文章，提升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实力。

　　五是气候变化挑战。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既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近些年热带风暴、飓风、干旱、洪水、滑坡、泥石流、雪崩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不仅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构成威胁，也对农业、水资源、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结构变革，实现整个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需要改革做文章，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

　　(二)面对国内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平衡是结构问题。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南北差距、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等都属于不平衡问题。首先，从区域差距看，我国经济重心集中在东南地区。胡焕庸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以东南方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创造了95.7%的GDP。东部地区人口密度与GDP密度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8倍和9.5倍。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中西部地区的1.6倍，虽然没有人口密度和GDP密度的差距那么大，但差距依然不小。东部地区GDP占比连续31年超过50%，而东北地区下降约8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南北差距快速扩大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又一突出问题。其次，拿收入差距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有所改善，但2024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54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809元，差距是10倍。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大约为0.467，高于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再次，从城乡差距看，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城乡更为明显。城市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农村的2.2倍，城市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7倍，城市幼儿园专任教育人数为农村的2.8倍。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问题，唯有改革做文章，才能找到出路。

　　二是发展不充分问题。不充分是总量问题。从经济总量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GDP看，我们现在也只有1.3万美元，排在世界第70名之外，甚至低于一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更不要说发达国家了。把中美经济总量比较一下，2024年我国GDP总量为134.9万亿元人民币，按全年平均汇率(7.1217)折算，为18.94万亿美元，美国2024年的GDP总量为29.2万亿美元，差距为10.26万亿美元。其次，从人均经济总量看，我国与美国的差距也在扩大。2024年我国人均GDP约1.3445万美元，美国约8.5900万美元，差距约7.2455万美元。再次，从减贫情况看，按照人均年收入3200元人民币的我国贫困线标准，我国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基本解决。但按照2022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每天低于2.15美元的新的贫困线标准，一年785美元，按人民币和美元汇率1:7算是5495元人民币，还有2295元人民币的距离。我们依然需要继续努力，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来彻底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此外，我国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还有约5.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约占总人口的40%，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群体仅占总人口的0.61%。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首次突破4万元大关，达到4.1314万元，但月均也就3442.8元。解决不充分的问题，需要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更需要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来进行。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三是发展卡点瓶颈问题。卡点瓶颈是体制问题。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存在不少困难和隐患。突出表现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增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科技创新还存在许多弱项和短板，不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规避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刚刚开局起步，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此外，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化解社会矛盾、有效防范和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任务还很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虽然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都需要新形势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

　　(三)面对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一是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正在快速迭代，日新月异演进。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超乎人类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海量数据采集、“硅基”超强算力、算法等已经并正在颠覆人类传统的认知，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将把人类社会带入到一个更新更高层次的时代，这个时代或许可以称作为“硅基”经济时代。如果说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那标志性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也得到了诺贝尔奖的青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得主都与人工智能有关。国际社会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作用的同时，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讨论也一直没有中断过。AGI岀现后“硅基生命”会不会取代“碳基生命”。现在已经出现了有的模型不听口令的问题，如今年5月OpenAI o3模型在测试中拒绝关机，篡改脚本;国际象棋对弈中作弊，o3与其他AI对弈国际象棋，判断自己将输时，入侵对手系统，篡改程序使其自动认输;Claude 4 甚至出现“勒索”行为等。还有的出现幻觉，甚至撒谎，提供不实消息。AI不再只是“执行者”，它开始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篡改、规避甚至对抗人类指令。虽然这类行为目前仍可控、可测，但已引发全球对AI安全机制与监管政策的紧急反思。就连号称“AI教父”的辛顿也认为，面对“失控AI”，拔电源都没用。以至于辛顿、马斯克、比尔·盖茨等一大批科学家联名建议，对GPT5开发或许应放慢脚步，认真研究一下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危害。马斯克曾经几次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霍金生前也曾不无担忧地表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除了模型，支持模型的芯片也有问题，就连“封神”的美国英伟达公司的GPU也被发现存在严重的漏洞。所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既需要热关注也需要一些冷思考。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要不落伍、不掉队，能够领先，并保障安全、抵御风险，毫无疑问，要在深化科技、创新、安全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下功夫。

　　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大国博弈加剧。百年变局，或许最大的变局是科技革命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之变可能是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大更深刻的变革。这两年我们很担心地缘政治冲突会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但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大战”早已经硝烟弥漫。2025年7月23日美国重磅发布《AI行动计划》，意在用人工智能重构国家发展引擎，全速领跑世界。这两年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和文件，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已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把不少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院所列入实体清单，极限打压。美国商务部宣布2025年5月15日开始，禁止全球范围内使用华为昇腾AI芯片，任何企业或个人，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涉及华为昇腾芯片的使用、转让或相关研发，都可能被视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面临最高20年监禁或100万美元罚款。这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做法，是美方在滥用出口管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国和他国企业正当权益。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无理挑衅，2025年5月21日我国商务部发声强调，美方措施涉嫌构成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任何组织和个人执行或协助执行美方措施，将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要在人工智能的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深化改革依然是关键一招。

　　三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企业间竞争十分激烈。目前国际上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和大模型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包括美国Open AI的GPT、Sora和GPT Turbo，背后是微软;DeepMind推出的Gemini、Gemini1.5,背后是谷歌;X AI推岀的Grok，背后是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X(原Twitter)。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使一批“神话般的”公司应运而生。为人工智能提供芯片的美国英伟达公司市值一度突破4万亿美元，位居美国乃至全球第一。中国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企业和大模型，已经在世界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占领了无可厚非的一席之地。华为昇腾芯片性能直逼英伟达H100等高端芯片，昇腾910C芯片采用中芯国际7nm工艺，国产化率超85%，成本却不到H100的一半。这使得英伟达等美国芯片企业坐卧不安。也难怪美国商务部出手实施“长臂管辖”禁用升腾芯片等中国先进芯片。还有像DeepSeek，前身只是幻方旗下一个利用AI炒股的对冲基金。2025年1月如“黑马”横空出世，全世界轰动。妥妥的人工智能领域“拼多多”。DeepSeek打破了“大模型”、美国股市的神话，还颠覆了传统“大模型需要大算力”无可匹敌的美国主流地位，进一步挑战了“巨型数据集”作为人工智能成功的唯一途径的普遍认知。受DeepSeek冲击，美国人工智能主题股票一度遭抛售，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幅下跌，英伟达(NVIDIA)股价市值一日内蒸发近6000亿美元，历史性暴跌16.97%。除了名震天下的DeepSeek，还有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华为的盘古，腾讯的混元，科大讯飞的星火，字节跳动的火山引擎，月之暗面的Kimi，云知声的山海等200多个不仅国内有实力而且国际知名的大模型。这几天又出现了比较炸裂的新闻，当马斯克还在炫耀他的Grok4的时候，KimiK2闪亮登场，不但功能强大，而且也是开源的。在芯片制造方面，我们一个海龟创办的西智科技公司已造出光子超算芯片，是目前全球首个商用光伏计算平台，绕过了EUV光刻技术，改写了芯片规则，算力比英伟达快30倍。要在技术你追我赶，不断有新模型问世，企业不断超越对手的竞争中取胜，唯有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相关改革，营造更好的AI生长环境，更有力地激发AI企业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

　　四是人才竞争白热化。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之间的挖角大战以及给顶流人才开出的高薪令人咋舌。近期Meta挖走了至少7名Open AI的核心技术骨干，为每人提供高达1亿美元的签约奖金，总花费7亿美元。Open AI对Meta的挖角行为非常不满。前不久英伟达官宣，CEO黄仁勋亲自出马，招募两位“清华系”出身的华人科学家。此外，还通过“连锅端”式收购，把同一批清华校友创办的AI初创公司核心团队整体收入囊中，又新增至少3位清华系人才。当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竞争已进入“双强并立”+“结构性对抗”阶段，呈现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AI研究人员总量，2024年中国5.2万人，全球占比约25%，美国6.3万人，全球占比约30%。美国仍是最精英AI人才首选地，顶尖人才38%在美工作，57%首选在美就业，美国38%的顶级AI研究者来自中国。如马斯克旗下的xAI团队中,华人科技骨干占比超过40%。仅2024年中国培养了全球45.6%的顶尖AI研究者，相比2019年(29%)大幅增长。人才流动率美国高达37%，中国则不足15%。中国最精英AI人才国内就业趋势明显，如DeepSeek团队几乎全由中国本土教育体系培养，打破“硅谷主导”神话。未来10年，中美AI人才竞争或将呈现“总量趋近、结构分化、制度博弈、合作并存”的趋势。美国H-1B签证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会使中国籍AI博士留美意愿下降(2019年为78%，2024年降至58%)，部分华人AI人才转向回国创业。从根本上讲，要看人才制度竞争，中国的优势是“举国体制+家国情怀+薪酬制度”不设限，美国则是“市场+移民+高薪”。人才制度的竞争，教育制度的竞争，说到底还要在深化改革上做文章。

　　五是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发展。2025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为人工智能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产业，推动实现各行业的数智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2024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2025年的九大重点任务之一。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覆盖了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体系。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当然也要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面对全球AI算力芯片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的现实，既需要在技术底座上加速突破，更需要在应用生态、治理规则上构建主导权。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要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要做到这些还是要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推动。

　　(四)面对人民群众期待

　　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定能让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成绩可圈可点，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的人民依然有许多期待。

　　一是期待在发展中找到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是可感可触的，而不是一个又一个“大饼”。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大打折扣。

　　二是期待不断增加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对增收更为渴望和急切。

　　三是期待就业有保障，特别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对解决就业难题的诉求十分强烈。

　　四是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低收入人口对救助帮扶充满期待。

　　五是期待能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

　　六是期待困扰老百姓多年的住房难题能够破解，付了购房首付款的期待开发商保交房，已在银行按揭的期待房价别一个劲地跌跌跌，别让体现在房价里的财富不断缩水。

　　七是期待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居住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远离各种污染，享有更多绿水青山蓝天;当然也期待能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食品安全、出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八是期待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没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期待风清气正，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等等。

　　这些期待和关切，绝不是讲一大堆统计数据能够解决的。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这些期待和关切对发展预期、未来信心的影响。深化改革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惠及人民，造福人民的改革，一定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实现的改革。因此，面对人民新期待，必须深化改革。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启了新篇章。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共提出369项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国防军队等7个领域。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目标是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2025到2029年只有不到5年时间。从2025年到2035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不到10年时间。应该说工作量大、时间紧、任务重。2024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推进的，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要运用好已有的改革成果和重要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力抓好改革任务的组织实施。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把准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节奏时机。要把改革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现在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研究和考虑“十五五”规划，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毫无疑问也应成为“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提上规划工作的重要日程。“十五五”期间，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忘记来时初心，应该牢记历史使命，要一直在路上，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