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形势的直观事实特征

　　观察经济形势，有两个视角：一是运行状态视角，核心是稳定性，可观察指标的波动性，偏向短期;二是发展状态视角，核心是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涉及到中长期和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

　　(一)运行状态视角

　　从总量来看，近几年波动起伏大。这是经济演化过程中潮起潮落现象。在学术上被概括为所谓的经济周期。

　　从结构来看，收缩与扩张并存，产业结构在调整、变化、优化。这是经济演化的正常现象，有的衰落，有的兴起。兴起的力量大于衰落的力量，经济就会增长;反之，就会衰退。短暂的衰退并不是坏事。一次危机，可能成为之后兴盛的奠基石。

　　从整体来看，传统行业在收缩，占到80%;而高新技术行业在扩张，但不到20%，带动经济上行还需要蓄积力量。具体来看，收缩的行业以房地产业为代表，扩张的行业以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板为代表。

　　从区域来看，分化明显，经济增速高的接近10%，低的2.6%。东三省今年开始好转，辽宁、吉林全年增速跑赢全国。从全国来看，主要是靠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来带动全国经济。

　　(二)发展状态视角

　　从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内生动力还不足。2023年中国增长5.2%，今年一季度增长5.3%，从全世界来看也是很亮眼的成绩。问题出在名义增长率上，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增长率倒挂，就是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2024年第一季度的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大约1.3个百分点，差距大于2023年的0.6个百分点，经济名义增长率仍未进入正常的增长状态。消费者信心指数没有上来，就业、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在物价往下走的条件下，企业亏损率会扩大，盈利状况难以改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若是民间投资起不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差。同样，若是消费乏力，投资乘数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变弱。消费与投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都是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单向、单一的经济政策很难有效。

　　二、当前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一)不确定性条件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难度增大

　　高度不确定性可以用来形容全球经济的状态，这意味着传统的经验、理论、规则在加速失效，不适应发展的变化趋势。中国处在这样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因此中国的经济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的问题，受此影响，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展不及预期。这表现在：第一，长期内需不足，内循环乏力。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在全球211个经济体中，我国居民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居全球倒数的十多位。第二，外循环的路径依赖难以摆脱。我们有220种工业品位居世界第一，有近一半的产能和产出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度在提高，全球市场不可预料的波动变化，如需求变化、地缘政治、贸易保护等等，都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难以预期的影响。

　　(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四大挑战

　　1.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成为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宏观经济治理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宏观政策取向上的非一致性，以及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从局部看都是对的，从结果和合成看却是错的，这不利于预期的稳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产业政策、安全政策等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协同性亟待改进。

　　2.房地产风险和金融风险叠加。可能刚开始低估了它的风险。过去常说，大而不能倒，在中国不信这回事。但真倒了以后，其风险传染带来的破坏效应就显现出来了。是谁造成了风险，与对风险要不要去救援，这是两码事，应分开考虑，如果非要捆在一起，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风险蔓延，最后让全社会承受成倍加大的成本。对风险行为的事后惩罚无法替代对风险的事先防控和事发时的及时救援。

　　3.改革开放的难度加大。过去以开放来促改革，现在到了新阶段，开放就是改革。现在一些高标准协定里越来越多地提“边境后措施”，不仅看贸易这个环节，还要追溯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关系、人权以及是不是对环境有损害等，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制度性和规则性的问题了。这个时候，谈更大力度的开放本身就是更大力度的改革，所以开放即改革。

　　4.农民的现代化十分艰巨，扩大内需的战略任务落实不易。在我们国家现代化最难的是农民的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改革艰难。有一些估算，农民变成农民工，其消费扩大30%;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市民，其消费又可以扩大30%。城市人口的持续扩大增长是内需的社会基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但又深层制约着经济，也从宏观循环上制约科技创新。

　　另外，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成本、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沉没成本、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风险成本等等，都会影响内循环的畅通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如何让这些成本带来经济增加值，需要新思路新政策新体制。

　　三、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策略建议

　　(一)顺应经济发展新趋势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四大趋势：数字化、低碳绿化、经济金融化、城镇化。这是人类文明走向新形态的基本标志，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低碳绿化是全球的趋势，所有经济体都处在这个趋势中，也为所有经济体提供了新的赛道、新的起点。数字化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低碳绿化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对立的，而在数字社会、低碳社会中却是共生的。这对中华民族复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全球来看，我们的金融现在是大而不强，这其实是经济金融化出了偏差。我们的户籍城镇化率偏低，不到50%，农民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很难积累财富，农民一代一代打工，最终就是盖一个房子，而房子一直都在贬值。超过50%的庞大农民群体富不起来，消费难以持续扩大。农民作为大多数，财富积累机制缺失，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唯一出路。

　　(二)凝聚改革共识，加快推进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很多艰难险阻，每次都是靠深化改革解难题、破阻力。外部势力多次预言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之所以屡屡崩溃，是因为他们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不断深化改革释放的活力。我们要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加快谋划与推进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是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及战略任务，明确新发展阶段全面改革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二是明确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任务。三是找到破解重点领域瓶颈与制约的最佳路径。

　　(三)找准新的改革突破口，推动各领域改革循序深入

　　全面深化改革，理清改革顺序，找准突破口，牵住“牛鼻子”至关重要。

　　首先，应以社会改革带动经济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革滞后，拖累了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从而严重制约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其次，以政府治理变革推动社会改革。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中，政府通过自身职能转型与积极培育市场，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中，也需政府通过职能转型与积极培育具备自组织能力的理性社会、诚信社会，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进一步完成“计划社会”向“共治社会”转变。科教文卫体领域都需要“共治社会”来释放活力、创新力。

　　再次，完善财税体制，推动各领域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只有这方面先“动”起来，国家治理各领域的改革才能“舞”起来。钱和事的匹配性，事关治理效能，关系到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均衡。

　　最后，以“一体两翼”框架整体完善财税体制。央地财政关系是“一体”，预算和税收制度是“两翼”，推动政府治理变革，并牵引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

　　(四)以政策创新与加力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宏观经济政策要推陈出新。

　　一是加快财政政策创新，推动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总结以往PPP实施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建立广义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以政府资本、国有资本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促进混合股权投资。

　　二是以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统一目标、互为工具)为重点推动宏观政策创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财政央行联合购买资产计划，加快修复中小微企业与中低收入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三是探索建立中期宏观政策框架来推动社会预期的提振。在实施年度宏观政策的同时，探索建立中期宏观政策框架，核心是强化公共风险管理，提升宏观确定性，让微观的市场决策的宏观变量尽可能减少变小。

　　四是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就业政策等各项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避免单打一带来的不协同。

　　(五)以数字化推动发展、改革与政策提质增效，释放“数字红利”

　　应抓住全球数字革命的历史机遇，全面推进数字化发展。

　　一是营造数字革命的宽松环境，力争在数字化进程不落后于美国。数字化不同于工业化，具有“加速度”特征，没有补课和追赶的机会，一旦落下，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二是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根据我国实际，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数字技术在经济、金融、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规划与指引，让数字技术为经济社会运行赋能。

　　三是以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改革与政策提质增效。把重点领域改革与数字技术应用结合起来，以数字技术应用破解部分领域改革难题。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应用，打破公共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加快公共数据开放，以数字技术应用推动宏观治理的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