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革热度指数的探索（三）

本报3月11日和3月18日连续两期推出有关改革评估运用“中国改革热度指数”专题研究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广西桂林读者王智辉来函询问“热度指数”概念如何界定等问题，为此，3月20日记者再次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众调查部主任、“改革热度指数”课题组研究员冯楚军教授，冯楚军教授就该问题给予详尽答复。

可行性

“中国改革热度指数”是通过采集和结构化处理网络情绪数据、网络舆情数据，对改革推进方式和改革效果进行评估，从而反映出不同地域和不同领域改革舆论的活跃程度和公众对改革的态度评价。“中国改革热度指数”越高，说明一个地方或者某个区域的改革氛围越好。

改革评估本质上是公共政策评估，而公共政策评估是随着政策实践与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1951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政策科学”的概念以来,世界各国学术界、政界对政策研究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政策研究的范畴也从决策前的政策分析逐渐扩展到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各个环节。特别是随着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和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逐步认识到政策评估的重要性。

按照公共政策理论关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效果”的过程分析模式，基于政策制定的评估是政策评估的重要一环。通常而言，基于政策制定的评估涉及政策的合理性、协调性、可行性，对政策目标的设置是否合理，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情况，政策内容的可行性和政策实施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中国改革热度指数”主要是针对改革落实情况的评估，所以就省去了政策制定环节的评估，直接针对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特别是基于大数据意义上的评估，政策制定阶段的数据在网络上搜集于政策固然有参考意义，但是相比较全国各地市的排名而言，从整体上省去政策制定评估，也是确保各个地市评估公平的内容。

因此，要评估改革落实情况，需要在考虑政策执行和落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网络数据中改革评估信息的可获得性。课题组将政策执行和落实过程中的政府宣传、公众参与、社会反响、社会评价，作为改革评估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宣传度、参与度、反响度和获得感的指标体系，即“三度一感”评价指标。改革热度值是基于“三度一感”指标获取的网络信息，经过模型建构后的评估数据，包括全国、地级市的综合热度值，分地区的领域热度值，分地区的维度（“三度一感”）热度值。

宣传度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公共政策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础。只有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才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促进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促进政策得到顺利、有效的贯彻执行。大众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对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影响重大，公众依赖大众传媒“平台”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相比较传统的大众传媒宣传模式，互联网大数据阶段的大众传媒突破了单项宣传模式，而是在互动中营造氛围、影响舆论，特别是对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议程设置、方案规划等作用增强，并贯穿于政策全过程。大众传媒从政策问题关注到政策执行、政策绩效评估、政策监督等环节，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执行、落实，离不开公众的参与讨论、诉求表达和监督等。首先，改革宣传是改革政策执行过程的起始环节和一项重要的功能活动。要使改革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必须解决对改革政策的认识问题。对改革政策的意图、内容和实施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促进改革的有效落实，这就需要有效的改革宣传。其次，改革宣传既是对改革意图、内涵的阐释和细化，也是建构改革工作共识的过程，更是改革落实的重要环节。各项改革政策的宣传力度如何，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或许有所差别。但是总体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年度任务进行宣传，应该是各地区共同的选择。关于改革政策的细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改革政策的督查落实等，都会在改革宣传力度方面有所体现。

参与度

公众参与政策评估。一方面，公众是公共政策的受众，是公共政策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必须要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需求，公众的体验能够为公共政策效果提供直接经验。因此，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评估重要内容。

就改革政策评估而言，公众是各项改革直接作用的对象，改革工作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改革政策的质量、改革执行的力度以外，还取决于作为改革客体的公众的参与程度。公众参与包括政府自上而下主动邀请公众的参与，也包括政府对公众自下而上发起的参与进行积极的接纳。对于政府而言，无论是从政策合法性来源，还是政策的实施乃至政策评价，都要为公众参与提供机会和途径。

如何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改革落实的同时，积极发动公众有效参与，始终是改革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一方面,在政府落实改革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有助于增强主人翁意识，扩大改革政策的权力基础和政策资源的提取范围，增强改革政策的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改革有利于政府及时和充分有效地了解公众的利益诉求，增加公民对改革执行内容的认知和支持，提高对政府的信任感，进而积极推动改革落到实处，提高改革的成效。

反响度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评价是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在体验到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后的评价也更具针对性，这种公众评价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搜集公众诉求的最佳方式。而且，公共政策的出台，也需要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比如：政策的解释、政策执行意见的征集，对于缓解公众舆论压力、保障公众知情权、提升政府公信力都有积极的作用，从而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不再被认为是虚拟的，也不仅仅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而是已经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公众对改革的关注、参与和讨论，也必然在网络上留下诸多的痕迹和记录。虽然由于信息鸿沟的存在，并非所有关心改革的群体都能够使用网络关注改革、参与改革，但是网络业已成为公众表达改革意见和建议的重要途径，也是反映社会情绪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网络是公众表达改革意见、建议的重要方式。对于一项改革政策而言，无论是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还是间接利益相关者，公众的参与和意见表达都十分重要。公众参与不仅是改革政策合法性的需要，也是表达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方式。改革政策的执行，需要公众的知晓和意见表达，公众了解改革、讨论改革是改革能够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只有公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对改革政策的执行进行广泛的社会监督，这也是促进政策执行到位、监督改革落实到位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公众参与也是公众对于改革情绪的折射。一项改革政策，公众参与的程度、意见表达的情况、建议的主要内容等，都能够折射公众对于改革政策的态度。适度、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也是改革政策执行信息反馈完整性和科学性的需要，有助于改革政策执行的调节，特别是一些在执行环节中暴露的问题，通过公众的反馈，能够及时调整从而阻止问题的恶化，维护公共政策的权威性。而且，从整体上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也能够对于改革政策进行完善。

获得感

获得感是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评价政策对象和公众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结果的感受，包括社会综合体验和个体体验。具体来说，公共政策的满意度评价包括公共政策的实施对政策对象相关环境的影响。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调查源于两个方面的体验，社会体验和个人体验。社会体验是公众对公共政策实施后带来周边环境变化的感受，个人体验主要是公共政策实施给个体自身带来的影响。就社会体验而言，比如：公共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就个人体验而言，比如：公共政策实施后对个人环境的变化，个人经济效益的变化等。如果公共政策能够让政策对象满意，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公众积极社会反响，那么这种公共政策成效就是显著的。将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指标。可以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成果的集中体现，更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群众的获得感以群众的期盼为基础，是一种基于诉求满足，只有朝着群众期待的改革方向、满足群众改革诉求，才能带来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同时，获得感是以人民群众受益为核心，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群众有收获、得实惠分不开的。如果缺少物质保障，空谈改革获得感，不仅违背改革初衷，也必然难以持久。此外，获得感的提升和安全感、幸福感也是分不开的，获得感能够夯实安全感，与幸福感相辅相成。只有安全感的增强，幸福感的提升，获得感才能真正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