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8日至13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内部讨论稿）》。后来通常称为1982年上海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主要任务是记录整理。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改革伊始，中央就高度重视改革的总体规划。
1979年6月27日开始，国务院财经委组织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7月2日，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成立，张劲夫任组长，重点是研究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7月24日至8月初，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召开座谈会，讨论改革的总体设想。
1979年12月3日，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内部讨论稿）》印发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27页）
1979年12月15日，张劲夫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对《初步意见》作了说明。他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问题时指出：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以此为前提，根据各项经济事业的特点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我那时在广东省轻工业局办公室工作，参加了向国务院财经委调研组的汇报和研讨活动，看到了这份《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内部讨论稿）》。没想到一年后我被调到了新成立的广东省政府体改办工作。
1980年5月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制订改革的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杜星垣任办公室主任。
1980年9月8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拟订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总结建国以来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步骤。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份《初步意见》在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印发讨论。
1980年底，按照组织安排，我参与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筹建工作，并从广东省第一轻工业厅计划处调到省政府体改办工作，成为省政府体改办第一批到位的三个人之一。
1981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科学论证，尽快拟定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逐步实施。”
1982年2月25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内部讨论稿）》，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大权集中、小权分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能进能出，按劳分配；党政企科学分工，经济、行政手段紧密配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设想，完成上述改革，大致需要8至10年的时间，实施步骤拟分为两个阶段：1982年至1985年，抓好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1986年至1990年，按照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二个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后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
1982年3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收到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寄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内部讨论稿）》，要求征求意见，我负责具体办理。当时省委正在开常委会和三级干部会议，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省直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按照领导的指示，我们分别征求了省计委副秘书长何宪、省外经委副秘书长张烈、省财办企业管理处处长张井、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副处长褚志信同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讨论稿）》的意见，并于4月5日整理成意见综合稿。4月6日，我随省体改办主任王琢同志一道，通过电话征求了省经委主任王焕同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讨论稿）》的意见；把省计委副主任窦英俊同志从会议中拉出来征求意见，当天整理完毕。4月7日上午，常务副省长王全国同志在会议中抽身出来，简单地向我们说了几句。
1982年4月8日至13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内部讨论稿）》。座谈会安排了四天讨论、一天上海六个专题介绍、一天参观。
1982年4月7日晚上八时二十分，我随王琢同志飞往上海，十时多抵沪，会议在衡山宾馆，我住210-4房。
座谈会在衡山宾馆十楼会议室进行，由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廖季立同志主持，陶鲁笳同志参加，来自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常州等四省二市的有关同志贺镐圣、王琢、郁冠、段俊、石火、沈茂基、郑生全以及任涛、孙健南、蒋经宇、余梦兰等十三位同志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地方同志来开会之前，都在当地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或分别征求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
会上传达了赵紫阳总理和薄一波同志1982年3月30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谈话，听取了各省市同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内部讨论稿）》的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座谈会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一）根据我国的国情，参考国外的经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否需要分为近期和远期两个阶段来考虑？这两个阶段的经济体制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内部讨论稿）》中，对我国应建立的经济体制所做的概括是否准确？怎样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关于所有制问题。（一）我国现阶段应该有哪几种所有制？其性质、地位、比重和作用如何？（二）当前，是否有一些企业不适合国有国营？如何妥善处理？什么类型的企业才应该是国有国营？（三）在我国，能否搞一点国家资本主义？在什么范围内、占多大比重比较合适？（四）集体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目前集体经济包括一些什么类型？哪些类型是有发展前途的？（五）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否要有一定的限制？如何掌握好这个“度”？
三、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怎样理解现阶段我国的计划经济？它同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什么关系？（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体现在哪些主要方面、如何加以具体化？（三）目前计划管理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和完善？（四）如何看待地区之间的协作计划？它同国家统一计划是什么关系？（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要有哪几种调节手段？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四、关于企业如何组织管理的问题。（一）如果部门和地区都不再直接管理企业，那么，对企业如何进行组织和管理？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是什么关系？怎样建立产供销、人财物的新渠道？（二）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要不要由国家直接管？如何管法？能否实行以税代利？资金可否有偿使用？自主权怎样确定为宜？（三）打破条块分割后，如何实现管理的中间化？有哪些具体地组织形式？（四）什么是企业性公司？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处理好公司和企业的关系？二者的责、权、利如何划分？
五、关于城市经济中心问题。（一）什么是城市经济中心和经济网络？两者关系如何？经济中心是一个权力机构，还是一个松散组织？（二）经济中心和“条条”、“块块”是什么关系？（三）经济中心应该起哪些作用？它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占居什么地位？
六、关于党政企合理分工问题。（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政企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二）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如何分工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能否明确划分党、政、企各自的职责？（三）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农业和社队工业及城市建设（包括住宅建设）如何进行领导和管理？
大家普遍感到，这个讨论稿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具体地说：一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坚持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二是改革路子对，抓住了旧体制的主要矛盾是计划体制问题和条块分割问题，体现了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经济和发挥大中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三是在党政企合理分工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四是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独创性地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同时认为这个讨论稿中提出的不少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对近三年来经济体制初步改革的估计、关于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关于计划体制改革、关于经济中心是否需要搞成经济管理实体的问题、关于党政企合理分工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与会同志解放思想，联系工作实际，各抒己见，不做统一思想，不搞统一认识。
与会的同志普遍认为，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恰恰在这方面这个讨论稿是个薄弱环节。大家一致认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计划又必须反映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近三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在其他方面的改革试点展开以后，如果计划体制的改革跟不上去，不但会造成宏观经济的失控，而且也妨碍了微观经济的进一步搞活。因此，计划体制改革步子要加快一些。座谈会围绕着计划体制改革的问题，用了两天时间（4月9日和4月10日）进行专题讨论。
上海座谈会结束后，由我执笔，王琢主任主持并修改审定，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整理”名义，形成了文字材料《体制改革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和意见——向省领导同志汇报的要点》，报送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和相关领导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