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其中强调“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在许多人看来，这意味着我国民办教育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温州民办教育改革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期，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希望，温州改革的步子再迈大一些，在涉及实际难点与焦点问题时更要敢于突破，敢于先行先试，但同时也要设立退出机制，给改革留有余地。

　　要有更具针对性的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里面讲了很多，讲到民办，我注意到要健全政府补贴制度，购买服务。这里面其实可以大做文章的，动员企业、社会力量办学，怎么动员，要拿出具体的制度，逐步去落实。”谈到民办教育改革如何深化问题时，浙江东方学院院长戴海东如是表示。

　　戴海东认为，温州出台的“1＋14”文件里面涉及到了政府补贴制度、购买服务，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是相一致的，值得期待。但是，温州还应进一步拓宽思路，加大力度，将改革作为一个示范，再向全国推广。同时温州的改革还应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特别是上级部门的认可与支持。如果温州孤军作战，人家都不理你，认为你这是失败的改革，那就完了。

　　就思想开放程度而言，戴海东说，温州市教育局的思想还是很开放的，其他相关部门还需进一步开放思想，不要给改革设置障碍，要多打通“绿色通道”。

　　谈到改革步伐能否迈得更大一些时，一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民办学校校长向记者调侃道：“现在下面执行的部门就怕担责任。我们开玩笑说，‘你跟哪个民办学校多说几句话，你肯定拿了这个学校很多东西了’。现在很多部门都有这样一个心态，一种担心。”

　　乐清市教育局副局长连明对记者说，现在各个部门认识程度不一样，一些部门没有把民办教育真正重视起来，形成改革合力。同时学校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规范问题。下一步，他们要创新改革，方案还需进一步细化。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小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郑增仪表示，教育改革要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长期困扰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现在关键是一些地方对民办教育还有歧视。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指出了方向。教育规划纲要也指出：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温州“1＋14”政策文件已明确了改革方向，下一步主要给予落实，如果相关部门不执行，也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需建立退出机制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一些民办学校之所以对改革持观望心态，主要是担心改革不明朗，怕既得利益受损，万一改不好就退不回来了。按照温州“1＋14”文件：法人属性一经确定，没有特殊理由的，一般不予更改。

　　对此，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监事会副主席、浙江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黄新茂分析认为，随着温州民办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也会逐渐浮出水面。

　　黄新茂还就大家所呼吁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分析：首先政府购买服务的四个前置条件以及指定财务软件都是合理的，这体现了维护教师权益的思想。因为在同类民办学校中，温州民办学校教师的工资是最低的，宁波也比温州高。而指定财务软件，主要担心出问题，万一出问题，就会影响到改革成果。改革是有风险的，指定财务，好处在于控制学校拿到多少合理回报的问题。有些企业的流动资金依赖于学校学费，相当于无息贷款，万一企业垮了，钱回不来，学校工资发不了，就会造成不良影响。

　　在黄新茂看来，登记为企业法人、营利性学校的后顾之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好处归老板，对投资者有利，对老师不利。企业里的职工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待遇，退休也只能按企业员工的待遇，这可能会影响到教师的积极性。二是土地从行政划拨改为出让，应参照什么标准。三是投资者回报和所有权问题也没有法律依据。《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教育是非营利的，要迈出这一步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以上这些都是在改革中可能遇到的棘手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这步改革成功了，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黄新茂说。

　　鉴于这场改革本身所面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郑增仪建议，温州也要考虑设立退出机制，如果试点成功了，再全面推进，如果不成功，大不了退回去，不能给自己限定死，更不能急功近利。既然改革到了深水区、攻坚区，就应该好好研究，先行先试。作好申报、分类、退出三方面的配套改革政策。

　　黄新茂也赞同设立退出机制。他说，“民办非营利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的平等性问题通过事业改革解决了，但营利性学校与公办以及非营利性学校的教师还有很大差别，有可能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教师待遇特别高，要么很低。如果教师队伍不稳定，一旦学校没有能力办学，只能关闭，这对社会对教师都不公平。而设立退出机制，民办教育可能更有活力。”

　　此外，黄新茂还建议，退出机制也要有相应的标准。比如，出资者当初原始投入部分按市场存款利率的多少倍进行结算，应该按什么标准退出，都要作出规定。

　　黄新茂说，“就营利性学校而言，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回报和产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政策应该再宽松一些，土地当年划拨，现在转让了，土地出让金可以先挂着，也可以作为公有股份先挂账。如果有一天学校不办了，这块费用可以再结算，尽量给民办教育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要作一些大胆的尝试。”

　　民办教育经费蛋糕再大一点

　　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落实，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民办学校人士都表示非常欣慰，而他们同时期望政府健全补贴机制，提高民办教育补贴经费，把政府购买服务这块蛋糕再切大一点，让他们的日子稍微宽松一些。

　　戴海东说，目前民办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师资力量薄弱，不能引进优秀教师，而影响师资的主要是编制和资金。

　　根据温州市“1＋14”政策，民办学校按照培养的学生人数由财政给予15％至20％比例补助。今后要逐步提高补助比例，使公办、民办学校享有同等的财政支持。

　　“像我们这样的民办高职，政府购买服务能否先从原来的20％提高到30％，这样我们一年除交纳教师社保之外就可以余下400万元，这400万元就是真正的办学经费了。经费稍微有一点点盈余，民办学校的日子就会宽松一点。我们现在70％以上学费用到人头费上，已经到了临界点。而公办学校用于人头费的约50％，我们教师的待遇与公办还有距离。”戴海东这样期望着。

　　此外，戴海东还有一个呼吁：希望招生指标要适当向民办学校倾斜。“民办学校是以生养校、以费养校的，学生人数多个100人或500人，经费就不一样。我觉得有一定规模，才能做到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的特色。民办学校的特色怎么来，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扶植，包括政府、企业、学生、社会等。”戴海东说。

　　瑞安市开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金剑也有同样愿望，他希望对民办中职学校的购买服务额度能提高到50％，另外学费补助也要多一点。因为民办中职学校免除学费之后，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了。而教师的工资、社保基数每年却在上升，学校办学经费捉襟见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们尽管很希望政府提高经费补助比例，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政府全部给满了，要给他们留一个口子，这样还可以收一部分费用。他们认为这就是民办学校的活力，政府全部给满了，就没法收费了。

　　黄新茂认为，靠学费来支撑的民办教育体系是有问题的。“教师如果隔几年涨一次工资，公办涨了，民办学校要不要涨，民办学校涨了，那学费就要升上去了，如果办学质量没有上新台阶，学费涨了招不来学生，或者学生质量差了，就严重制约了发展。”

　　黄新茂分析指出，导致我国民办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政府对民办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财政支持有限；还有民办教育资金来源渠道太单一，主要靠向学生收费。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他们民办学校经费大约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收取学生的学费，这个比重约占70％；还有一部分是财政支出；另外一块就是社会资助。

　　“人家是三路进财，我们只有一路。人家公共财政是靠制度化的，而我们不是制度化的，是靠拍脑袋的，我给你一点吧，带有恩赐的这种形式。”黄新茂说。

　　规划要留有足够空间

　　多年来，不少地方的民办教育一直处于自发状态，政府只倾向于对公办学校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很少将民办纳入规划范围，因而民办教育低、小、散问题十分突出。

　　此次温州借民办教育改革之机，在“1＋14”文件中提出，统筹民办学校布局，各地要按照 “1650”城镇体系框架和村级组织“转并联”后农村新社区建设的发展要求，将民办学校布点纳入教育布局调整规划，并与城乡规划调整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做好衔接。规划部门在统筹规划教育设施布局时，要优先规划民办学校。

　　温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戚德忠介绍说，“我们还委托浙江大学给我们做教育规划，给民办学校让出空间，在确保公办均衡教育的情况下，扩大民办学校的办学力量。”

　　那么，教育规划要给民办学校留出怎样的空间？

　　王大爱表示，苍南县现在公办学校规划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民办学校的规划，只是做一个大体的思路，对民办教育的发展进行了预测，留下发展空间。因为民办学校不像公办学校有固定的施教区和辐射半径，所以具体怎么布点，需要根据市场来走。

　　民办学校的校长们却希望把他们纳入教育统一规划，而且要给他们留有足够空间。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规划的空间，教育规划很重要。如果给我们留有足够空间的话，民办学校照样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金剑说，他希望公办学校控制规模，不要过度投资，否则会造成浪费，恶性竞争，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谈到教育资源浪费问题，林君平向记者表露了他的一个担忧。他创办的陶山镇中心幼儿园是自收自支的股份制民办幼儿园。起初他对办幼儿园并不感兴趣，而镇里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办一所镇中心幼儿园，他通过考察最终投资450多万元，创办了这所能容纳500多学生的镇中心幼儿园。现在他听说镇里还要规划一所公办幼儿园，他有些着急了。

　　他告诉记者，目前陶山镇已有15所幼儿园，他的中心幼儿园十几年来一直承担着镇里普惠教育的义务，向周边十几公里范围的居民辐射。如果再建立一所镇中心幼儿园，不仅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而且极有可能给现有的幼儿园带来冲击。

　　林君平建议，政府与其在镇上重新规划建设中心幼儿园，不如把他的幼儿园买走，把剩余的钱用于别的地方教育事业。

　　“如果非得要再建一所中心幼儿园，也可以考虑让我们托管，我们有现成的管理模式和人才，以此发挥资源的市场最大化。”林君平说。

　　就林君平所担心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也向瑞安市陶山镇一位镇长进行了求证，这位镇长告诉记者，每个中心镇建一所公办幼儿园是省里规定的，而且纳入省教育厅考核范围的，这不是镇里所能决定的。

　　瑞安永久机电学校董事长温邦彦认为，如果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进行竞争，不仅是此消彼长的问题，而且民办学校永远竞争不过公办。公办学校有钱，往下投多了，民办学校的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因为蛋糕就这么大，特别是县一级的，生源非常有限。

　　对于教育规划如何考虑公平对待民办学校的问题，王大爱也提出了一些设想：“我们考虑两条腿走路，公办要推进，民办要扶持。而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的总体思路是要让利于民，因为只有让利于民，才能促进发展。”

　　王大爱还就如何避免教育资源恶性竞争和过剩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我们现在也要求各个乡镇定点找地方建公办幼儿园，但是，如果一些乡镇已经有品牌幼儿园，又何必在乎姓公姓私呢？重要的是老百姓能享受到公办幼儿园的优质服务，管理完全是可以变通的。比如说，有些地方把公办幼儿园建立起来以后让优质民办幼儿园来托管，这样民办得利，政府也轻松，也能满足老百姓多样化选择，多好啊。

　　“当然，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在发展中各自要有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很重要，公办学校不能去抢民办学校的饭碗，民办学校也不能去抢公办学校的饭碗。民办学校一定要寻求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没有太多的矛盾的。”王大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