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世界舆论一致高度专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走向，各类褒贬从未间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唱空”与“唱多”的声音更是频繁交替。2013年，外资银行、评级机构及分析人士又卷起了一股“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与之相随的，是国际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黄金市场的投机套利行为的空前活跃。

　　在当下中国经济学界气场了得的左小蕾，在她第一本论著《经济的真相：改革2.0时代的危与机》中，以其一贯的直率提醒大家格外小心这些国际机构的“唱空”和“唱多”，对他们的判断都需重新认识，对他们真实目的和影响要有新的评估。左小蕾认为，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多”与“空”都不是由某条消息或数据决定的，也不会在一周或一个月之内有根本的改变，更不可能被“唱”出来，这样的演出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反映实际，且明显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嫌。当下各方“唱空”中国经济的所谓“理由”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地方债务风险、银行坏账增加隐忧、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这五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没有任何一个是属于“突发性”的新问题，都不足以导致对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产生大幅逆转的影响。对此，左小蕾信心满满：只要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的路线图，推动结构调整，切实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形成新的更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就不会“凋落”。

　　谈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左小蕾说，判断形势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所有悲观的判断都在增速上做文章，而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走进了与过去30年不同的增长阶段，对增速需要重新认识。因为持续30年高增长的外部红利和内部红利正在消减。贸易顺差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最高曾超过3个百分点，但最近3年贸易顺差增长对GDP的贡献是负。如果去掉这3个百分点的贡献，则去年中国经济7.5%的增长与过去就没有什么重大区别。更何况，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其他要素比如石油价格的国际接轨，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原有高增长的环境和条件变了，增长速度放缓实属必然。

　　由此，针对新一届政府正陆续推进的一系列结构调整和升级政策，以求在新的发展时期实现转型完美转身，左小蕾在本书中提出了几个“坚持”：一是坚持和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消除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风险，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二是坚持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和银行利差经营方式的转变，避免金融行业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挑战风险底线而埋下金融危机隐患；三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财政体制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改革。

　　左小蕾把结构调整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由此出发，她认为未来的经济决策，不必纠结于“稳增长”的惯性逻辑，不必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风吹草动做出过度反应，而应凝神静气，坚定自身的改革和发展目标，走好未来的路。如果频繁使用危机刺激政策，让调结构为稳增长让路，就会贻误改革和发展的时机，也等于拱手放弃后发优势。

　　坚持改革和发展目标，平稳的货币发行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左小雷认为，中国经济实际上并不缺钱，去年的两度“钱荒”实质上凸显的是资金投入的结构性失衡，是在警示我们要特别警惕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央行数据显示，2013年前5个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达9.11万亿，比上年同期多3.1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存量达104万亿元。之所以银行体系出现缺钱的现象，核心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资金在空转，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其背后折射的是金融的“异化”：原本是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信贷业务，在通过一系列加杠杆的运作后，变味为从金融业到金融业的资金业务；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变成了“钱生钱”的虚拟游戏。所以，央行在两度“钱荒”中没出手救市，看似消极行为，背后其实有着更为主动的战略性选择。在以去产能、去杠杆为主线的结构调整期，盲目扩张货币会使去产能进程中断，市场主体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缺乏去产能、去杠杆的动力。

　　同样，现行财政政策也要保持稳健。特别是在那些容易制造政绩的行业，那些已产生巨大过剩产能的行业，必须严格控制以各种名目改头换面的项目投资。如利用国家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变相上快上并非真正改善农村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千万不能变成借道为过度产能买单。

　　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应对投资不足，而我们现在问题是过度投资，财政切不可再火上浇油。货币政策应更多从宏观层面适当控制货币总量，更多利用利率工具，用更市场化的方法积极调控信贷总量，控制新增产能的规模投资，控制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避免产能的过度释放；启动内需、启动农村消费也是吸收过剩产能的一些途径。但不能为了解决过剩产能而实施一些强行消费政策。刺激消费还是要从增加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政策资源应大力度地支持产能不足、层次不高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政策上的稍不谨慎，过度产能就会过度释放，经济学家们描述的通货紧缩、经济严重下滑的情景可能就会“危言成真”。左小蕾并不认为中国经济该担心“过冷”，而应高度警惕“过热”。短期内双稳健的政策是调整产能过剩、防止新一轮投资过热的关键性政策手段。就中长期而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体制改革应是解决市场失衡、促使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根本途径。

　　左小蕾还有一个观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应当主要来自消费增长。在增速放缓，企业不振，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个论点备受争议。其实，她的意思是，继续扩大外需市场，中国出口结构仍以一般消费品和低端制成品为主，在危机时期刚性需求与可支配收入下降共存的形势下，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低端制成品出口未必就大幅减少。整合一些出口市场份额，通过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继续“稳定”一般制成品领域出口的增长，应是应对外部经济低迷的措施之一。另外，多元化贸易伙伴，增加对新兴市场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出口，也是应对美国、欧洲市场下滑的有效方法。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填补”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缺口，左小雷分析认为，比较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合理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环节。第一，将存款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二，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5000元；第三，将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直接补贴到生产者手上，而不是补贴给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第四，政府加大对教育、社保、医保的投入，从实际层面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五，国企让利。她一再提醒，收入翻番必须以改革开路。政府所得税减免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的重要措施。但实施这些措施必须与变革政府支出结构同步。我们千万不能重蹈欧元区的覆辙，不能靠赤字、靠透支未来实现翻番。财政预算平衡是经济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硬约束条件。因此，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势在必行。

　　透过全书所探讨的这么多尖锐问题，贯穿始终的，是左小蕾的苦口婆心：在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应该具备战略家的思想，不计较短期内一城一池的得失，不纠结短期内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更不能被所谓增长“预期”牵制。从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按照既定方针加大改革力度，释放改革红利，培育发展后劲，推动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我们才能抓住战略机遇在2021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最终圆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