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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明:怀念安老,怀念我们的改革年代

2017-09-03 22:18:39

    未来中国要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根本还是要依靠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8月24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安志文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在现场,我遇到了许多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的领导和朋友。他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但是依然言谈不离改革。
在回来的路上,安老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还有那些心系改革的白发老人。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那个日渐远去的火红的改革年代,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往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过。

    一、“非干不可”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大包干”很快就见了成效,解决了困扰过去30多年的吃饭问题。另外就是建立经济特区,激发了深圳等地的经济活力。这些都是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
    变革从边缘发生,然后向核心地带蔓延。1984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那一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进城了”。
    和农村改革比起来,城市改革复杂得多,因为它牵扯到价格体系、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体制等一系列体制问题,这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如小平同志所说,“改革是一场革命”。
    国企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一大重点,做法就是借鉴农村的“大包干”,在企业推行承包制,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路。现在看很清楚了,改革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人民公社为什么没有效率?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民没有积极性。承包制让农民的劳动与收益直接挂钩,利益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国有企业里实行承包制,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大家都是挣眼前的钱。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底是股份制还是承包制?争论非常激烈。承包制虽然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无法避免短期行为。而股份制则是一个“永动机”,可以建立长远的激励机制。所以社会上关于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讨论就多起来了。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零星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柜台、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但是正规的证券市场仍然付之阙如。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8年我从美国留学归国,和朋友们一起商议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内企业界人士,包括时任中国农村信托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等人的支持。
    我们起草了一个报告《中国证券市场创办和管理的设想》,中央最高领导人很快批示,要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一次汇报。198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主持汇报会,与会者还有吕东、周建南等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规格很高。在会场,我还看到一位面相和善、举止儒雅的老人,他说话很少,神情淡定。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安志文。
    在那次汇报会上,姚依林说,证券市场应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张劲夫说,我愿意去当个志愿兵。但是“政府支持”,哪个部门牵头呢?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想把此事纳入自己的管辖,最后还是姚依林同志一锤定音,决定由安志文同志领导的体改委牵头,推动资本市场的筹备工作。安老表态说,“看来现在搞证券市场条件不成熟,但是非干不可。”
    “非干不可”,不但表明了安老明确的支持态度,也反映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将近30年过去了,安老当时说话的神情仍然历历在目。

    二、好学长者

    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简称“联办”)正式成立,证券市场的筹备全面启动。“联办”由国家体改委代管。国家体改委说,我们就当你们的“婆家”,给你们做好服务。
    “联办”成立后不久,我到体改委给安老做汇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老人家当面交谈。他详细地向我询问国外的情况,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尤其是他对外界事物的好奇,让我深感这是一位好学之士。
    后来我才了解到,安老阅历丰富,资历极深。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17岁时就投身革命。1952年他参与筹建(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委,是三名专职委员之一。后来他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参与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工作,落实苏联援助的156项目的计划和建设工作。1958年他又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负责综合编制长期的和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重大问题。他经历各种政治风浪,包括“文革”那样的惊涛骇浪,终能安然度过,实属不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安老率领国家机械工业代表团到欧洲考察。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它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显然,这种巨大的差距在安老的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促使他反思计划经济体制。后来他就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就认真总结计划经济运行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98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63岁的安老来到这个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机构,后来主持日常工作,开始了全新的事业。他自己说过,“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老老实实学习计划经济,另一件是老老实实学习改变计划经济。”两个“老老实实”代表了一心为国、思想解放的一代人。
    这些人对搞计划经济本来是驾轻就熟的,但是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反思过去,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经济体制。如果没有一心为国的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就像安老,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参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要否定自己,探索全新的发展道路。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仍然保持着对新知识的好奇,努力学习和接受新思想。
    虽然现在回头看,道路很清楚,可是当时看不清啊。我们不能以今度古,更不能完全脱开历史去谈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虚心学习,“摸着石头过河”。
    安老以资历计,是“超部长级”的人物,可是当年这个忠厚长者经常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聊天,不懂就问。一旦听明白,他就鼓励年轻人大胆地去试。他同时又有硬肩膀,敢担当,“出了事都是我负责”,不推诿不敷衍。这种好学之风与勇于担当的精神,充溢着当年国家体改委。
    这种精神,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精神。

    三、改革精神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是火红的改革年代,整个国家都充溢着改革热情。尤其是在基层,改革经常走在前头。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国家体改委每年出一个指导全国改革的《国家体改纲要》,把地方上的改革写进《纲要》,就相当于“追认”这些改革的合法性,地方上就可以据此大胆地继续推进改革。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和结合,使得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实行,获得实绩。就像安老晚年回忆时所说,“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证券市场的起步也是如此,用姚依林的话说就是“民间发起,政府支持”。我们当时设想筹建一所规范化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选择等诸多方面,我们积极研究设计,国家体改委通过下属宏观司,协调各部委的关系,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遗憾的是,不久就遭遇了政治风波。就是在那么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国家体改委一直在努力推动改革。1990年,也就是在政治风波的第二年,“左”的思潮兴风作浪之际,国家体改委还给中央提交报告,说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政治风波之后,紧缩了几年。现在想来都有些不可思议,就在经济那么窘迫、政治那么紧张的氛围下,证券市场居然被设计出来了。
    本来,我们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选择了上海。在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支持下,“联办”积极参与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我还清楚地记得,上海筹建小组在报告中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此前不久,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
    “联办”还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1990年12月实现了国内六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交易。
    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的STAQ相继投入运营,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证券市场牵扯到投融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各方面。所以好多人评价说,建立证券市场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带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都不愿意缴税,但是建立证券市场后,要想上市,必须先补齐税款,这样企业缴税才普遍起来。
    假如没有体改委的鼎力支持,仅有“联办”这支“民间力量”,证券市场是不可能那么快、在那么紧张的政治环境里建立起来的。

    四、改革故事

    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法人股市场,都是在国家体改委主持下做出来的。
    1990年底证券市场的建立,推动了企业改革。自从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企业都是国有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没有股份制企业。安老曾回忆说,1978年他出访欧洲时,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告诉他,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是政府的附属,中国的经济是指令经济。
    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运行以后,全国并没有很多股份制公司。于是,从国家体改委到各省体改办都帮着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转成股份制公司,这样才能上市、才有股票发行。到今天,中国有3000家上市公司,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建立后,“联办”又建议国家体改委进行国债发行改革。此前政府发行国债,都是强行摊派,民众怨声很大,全国人大对此也有很多意见,每年都讨论。我们研究发现,债券其实是很好的产品,有国家信用担保,利息比银行储蓄还高。于是在国家体改委支持下,“联办”寻求建立国债流通市场,以带动国债的市场化发行。
    1991年发行国债100亿元,财政部国债司拿出40亿元委托“联办”来做国债市场化发行试点。我们组织了二十几个人,把道理讲给那些国内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证券公司,它们马上就接受了。可是人民银行坚决不同意,打电话要求那些信托投资公司取消参与那次发行。在压力下,财政部国债司也开始犹豫起来。当时我们已经预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我们冲到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办公室。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直接给财政部部长王秉乾打电话说,这是一个改革试点,不能被撤销。这事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一定要进行下去。结果在国家体改委的协调下,40亿元国债很快就顺利发行完毕。
    要知道,每年发行国债都是一件大事。国务院成立国债发行办公室,总理亲自担任主任,各级政府层层如此,据说全国发行国债体系有100万人。尽管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却在短时间里就完成了40亿元的市场发行工作。在以后的两三年里,财政部和我们继续深化国债的市场化发行,到第三年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发行,终于结束了国债摊派体制。
    这件事说明,改革其实并不复杂,困难在于各种机构之间利益错综复杂,难以协调。假如没有体改委这样超脱的改革机构来协调推动,国债发行改革就很难启动,国债流通市场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
    国家体改委也支持了法人股市场改革。当时证券市场能流通的股份只有一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因为僵化的意识形态认为法人股流通就是私有化,于是形成了股权分置的格局。我们认为法人股也得流通,但是又不能触动意识形态禁忌。怎么办?我们就向国家体改委提出来,能不能进行一些法人股的试点,让这些股票在法人之间进行流通。
    当时的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以及其他的副主任听取汇报后,觉得很有道理,同意试点。1991年体改委文件就提出,“积极试点法人股市场”。我们筹划和组织了在全国范围内定向召募法人股份的最早一批,包括玉林柴油机、海航以及小天鹅洗衣机等企业,推动并组织了第一个专门的法人股流通市场。虽然后来法人股市场停了,但后来在我们最早的法人股市场“老三板”基础上,“新三板”成长起来,现在已有1万多家上市公司。
    想当年,我们“联办”这些人经常去体改委,不是汇报工作,主要是想干什么事,在业务层面寻求支持。体改委也总是从善如流,而且坚决支持。那时候在体改委支持下,我们这些搞改革的人很过瘾。没有废话,没有扯皮,说做就做。

    五、时代传奇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重启改革议程,从此进入改革的快车道。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增量改革,90年代的改革就是“整体推进”,因为股份制、银行体制、投融资体制、税制等各项重要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国家体改委主动为国务院提供改革方案,国务院也很倚重体改委。体改委除了提出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各部委的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
    国家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推动改革”。在地方,一个副省长的专用账户可以动用两三千万元的资金。可是在国家体改委,连20万元都找不到,真是“清水衙门”,因为没有谁去“孝敬”体改委。国家体改委的那种廉政之气,那种待人接物之风,现在很难看到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了长足发展。当然,每一场改革都是攻坚战,触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如果没有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是很难完成的。正是完成了这些改革,在2000年前后中国才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从而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遗憾的是,改革还没有完成,改革就“革”到了体改委自己头上: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改委被撤销,改设为政府内设机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五年后也被撤销)。
    从1982年到1998年,国家体改委存在的16年,这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性的16年,体改委矢志不渝地推动经济体制转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回顾中国当代改革史,国家体改委堪称中国改革的“总参谋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有大幅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国家体改委这个真正超脱的、没有部门利益的改革机构,它以改革为志业,筹谋改革全局。假如没有国家体改委奋力推动,没有安老、陈锦华这样的一批改革老人鼎力支持,中国改革的面貌肯定大不相同。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的、动人的故事。”国家体改委在这条道路上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缔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六、仁人志士

    1990年8月,安老离开国家体改委领导岗位,到中国体改研究会(以下简称“体改会”)上班。“联办”是体改会的理事单位,所以我仍然不时到研究会拜访安老,也去过他那个简朴的家,多次和他面对面聊天。
    安老常问“现在经济形势怎么样啊”之类的问题,对中国改革前途的殷殷关切溢于言表。他说,“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目的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必须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他认为各项改革要同步,在缺乏监督和法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这些警醒之语,每每让我深思。
    即使耄耋高龄,安老还是坚持每天到体改会上班。那座灰色的旧楼里没有电梯,他爬楼梯到办公室,看文件,和人谈话。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精神,特别愿意和人探讨问题。因为双耳失聪,他就在办公室挂了一个小黑板,让人在上面写,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交谈”。他思虑深远,思考的都是关系到改革前途和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满怀天下之忧,不以一己得失为念。
    我非常崇拜安老。他一辈子从实际出发,又有远见卓识,老成谋国。有一位老领导评价安老“厚重稳健”。这让我想起汉初的政治家周勃,汉高祖刘邦就称赞周勃“厚重少文”。
    安老曾诚恳地说,“我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国家做点儿事情。”话语朴实,却表明了他的毕生志向,而这个志向与1840年以来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是一致的。自晚清以降,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推动古老中国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喻为“历史的三峡”,“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快了几度被中断的现代化转型。100多年以来穿越多少惊涛骇浪,现在中国这艘巨轮正在逼近“历史三峡”的出口。
    明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回忆当年,改革激励了多少人参与其中,大家为了改革而奋斗,忧乐与同,不计得失。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未来中国要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根本还是要依靠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安老去世,我感到很悲伤,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衷心敬仰的长者,也离那个火热的改革年代越来越远。所以,我怀念安老,怀念那些为国家兴旺而奋斗的改革老人们,也怀念充满了梦想和激情的改革岁月。
    谨以本文献给安老,献给体改委,献给火热的改革年代!
    (作者为中国证券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编辑:马国川)
    (本文将刊发于2017年9月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来源:《财经》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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