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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会议专题 >> 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 常凯:经济下行中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常凯:经济下行中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2016-05-03 08:54:12

    在座的都是经济学者,我是学法律的,这是两个学科间的对话。参加本次座谈会,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上午专家们的发言,使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宏观经济形势,法学不能做如此细致的分析,但2016年经济下行的趋势是肯定的,可能实际情况还要更糟一些,因此要把问题的后果想得严重一点。经济下行不仅是要如何去产能,而且还要综合考虑减产能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反应对整个经济和社会有什么影响?我认为,不能仅仅关注去产能问题,还应关注去产能以后的经济社会问题。
    刚刚年勇司长在发言中提到,地方政府在去产能中总是推三阻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我认为,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困难,去产能任务完成了,而去产能的后果应该谁负责?经济下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与社会问题直接相关,经济下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就业问题、劳工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甚至社会动乱问题。刚才宋会长谈到去东北调研,陆省长建议你们不去双鸭山,我认为“双鸭山事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去产能影响的不仅仅是煤钢产业的180万人,还有上下游企业从业者。上午有专家提到,今年实体经济预计增长4.2%,增长率非常低,明年估计也并不乐观。而实体经济很大部分并非国营,因此去产能造成的下岗或失业也绝不仅限于煤钢产业。今年“两会”期间,发言人答记者问指出,去产能不会导致大批下岗潮,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政府和社会就此关注仍不够。同时,我认为去产能的1千亿准备金并不足以应对煤钢行业的180万失业安置,更不足以应对连带增加的失业人口。另外,去产能可能引发的下岗与2000年前后的下岗在背景上完全不同,2000年的时候整个经济向好,市场还没打开有发展空间,下岗人员做个小生意都能应对过去,而现在市场给个人提供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最后,万众创业也有可能掩饰了真正的就业问题,能就业还用创业吗?特别是提倡大学生创业,大学生有什么能力创业?市场能给他们什么机会?
    关于2000年左右下岗再就业还需阐明,当时3000万国企下岗人员,是经过几十年国家教育,非常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一群人。而现在社会多元,从业人口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意识了,如果他们大量失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双鸭山事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即如果在经济下行期工人的就业和收入没有保障,此类事件的发生将不会是个别的,以后的下岗失业问题将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因此经济下行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劳资冲突和劳工权益问题,这方面国际上的历史经验非常突出,但反观中国,我们似乎在绕开这个问题,并不重视。把那些基于共同命运、共同身份而团结起来的下岗工人采取的行动,简单地归结为群体性事件或不稳定事件,并认为存在鼓动者或支持势力,这样的定性是不准确的,是把问题复杂化和政治化了。劳资冲突或劳工权益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因此要用经济手段去解决。
    目前,关于去产能、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中央文件并无明确定位。越是在经济下行突出的时候,以前积累的社会矛盾越会暴露出来,大家都在为自己争利益,都希望把责任转嫁给别人,都希望自己损失少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角色应该怎么定位,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值得探讨。严格地说,经济下行受损最厉害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上午高会长也讲到两极分化问题,提到了一些调查数据,提到目前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在经济向好时问题不明显,但现在问题可能会很严重,去产能中应关注员工工作问题和吃饭问题。企业要发展,就要给企业减负担,但如何减负担是个问题,企业强调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如何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定位也是个问题。
    目前,政府的一些政策或主张提出是否合适还需要考虑,主要集中在:第一,退休问题,现在很多官员腾挪位置提前退休,享受与在职时一样的待遇;而工人则是延迟退休,接着工作。前两天,财政部长在《求是》杂志上提出退休职工交医保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不够慎重,而且《社保法》中关于此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另外,10年前的劳动合同法争论最近再次被提起,而且是政府带头提起,这就让我十分困惑。在座诸位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大家都以张五常为例,他是著名经济学家,但他对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却研究甚少,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投资者和企业家,对他在劳动问题上的立场,是以老板身份还是以学者身份,我持怀疑态度。
    劳动合同法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灵活性,一个是企业成本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其直接目的就是让企业灵活裁员,且不承担裁员成本。问题是实体经济不行是不是因为劳动合同法造成的?如果真是,那修改劳动合同法没问题,如果不是,那把目标放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忽视更为重要的东西。关于劳动合同法,肯定会有争论,因为雇主和工人的立场不一样,但政府应该有一个公正的立场。现在很多人批评劳动合同法,但都是大而统之的认为,劳动合同法阻碍企业用工,增加了企业成本。我认为对一个法律的评估,应该具体到哪个条款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增加了多少成本,这个成本在劳动成本中占多少,占企业总成本是多少,如果影响企业了,得拿出例子来,如哪个企业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哪条规定的实施而破产了。
    现在又有人主张把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合同期限去掉。但我认为,无固定合同期限是市场经济国家一般的合同形式,有固定期限才是特殊形式。举个例子,2012—2013年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做一年教授,学校给我的合同就是无固定期限的,但当时我认为不对,合同应该是一年嘛,对方回复说如果合同上写一年那就是违法。关于合同怎么实施?对方说基于信任,提前一个月提出退职报告,他们就正常批准,日本的大学都是这样。中国劳动合同法实施10年多,绝大多数企业已经逐步适应,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经济下行,企业要转移成本,让劳动者承担。正常劳动合同如果终止,按规定要给一年一个月的补偿,我认为这个补偿是工人再就业、活命、生活的最基本保障,这个成本企业必须出也不能去掉。这是劳动合同法中唯一增加企业正常成本的一条,违法成本不算,这条其实没什么可争论的。但被一些人说的很悬,比如张五常说的,好像因为劳动合同法就让中国经济不行了,企业会垮掉。10年了,有哪一家企业是因为劳动合同法垮掉了?
    财政部长多次批评劳动合同法,作为一个内阁成员,我认为这种发言是不慎重的。前两天加拿大劳工部副部长来我国,正赶上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我们问他,如果加拿大财长对劳动问题发表评论会怎么样?他说绝对不可能的,他认为财长没有资格插手劳动问题。正如劳动部长没有理由评论财政税务问题一样。我觉得,作为职务行为,财长更应该回应一下财政部如何在税收和收费方面减轻企业的负担。
    马克思说过,工资这个问题一个是市场决定,劳动力的供求问题。另外是劳资力量的平衡问题,劳工有没有声音,谈判的问题,压力的问题。现在很多接轨的东西接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接,不需要的就过去了。比如工人的权利,讨论宏观经济下行,在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有各方面的声音,决策才能更加准确,但我们是一边倒,这是有问题的。在经济下行时期,我们需要考虑利益关系怎么平衡协调,尤其是现在中国劳资关系出现一个新的趋向,2010年劳动合同法开始颁布实施以后,公民的诉求已经不仅仅是给我最低工资、上社保就行了,而是要求更高的待遇,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已经形成一种利益争议了,这种争议有它的合理性,30年经济发展,两极分化这么严重,他们并没有获得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不公平的。但是工人们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有效地干预了劳动力市场,工人的斗争是有效的。2000年以后最低工资增长幅度是很大的,这几年间翻了一倍,比如在广东佛山南海本田2010年最低工资900多块钱,现在已经2000多,翻了一倍。但现在2000块钱能不能延续劳动者的再生产。实际上现在2000多块钱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这么低的工资已经不能满足一个人成家、养孩子、买房子,只能满足基本生存。我认为,中国的工人已经够节制了,比如这次黑龙江省双鸭山事件,应该不存在什么蒙蔽问题,如果没有陆省长的那个表态他们也可能就忍了。
    下一步如果处理不好劳工问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该同时考虑社会问题,在注意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工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让他们能平稳渡过某些特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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