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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关于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2016-05-03 12:54:36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急需取得共识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综合目前社会上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情况来看,我觉得有几种论断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万能论。认为所有问题只要套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外壳就能解决,这是片面的。二是无效论。说所谓的供给侧、需求侧,是理论上概念的文字游戏,不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旧体制回归论。认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业,把大的私有企业公有化,加强计划经济的管理。中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的战略调整和一个主线提出来,但不少人对其的认识如此模糊。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急需取得共识,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
    二、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核心在处置僵尸企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首要任务是去产能,核心是僵尸企业的退出。什么是僵尸企业?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定义,所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种:牛津辞典记载僵尸企业这个单词来源于西非刚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简单说僵尸企业早就应该破产,却因为某种原因仍然存续的企业。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认为,僵尸企业就是那些停产的、半停产的、连续亏损的、资不抵债的、主要靠政府支持、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的企业。法律专家李曙光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法规定的条件,但实际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认为,那些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称为僵尸企业,按照这个标准,A股市场有265家僵尸企业。上市公司这些僵尸企业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维持融资,265家企业中有130家企业募集资金3281亿,一方面又从政府的手中获得了大量的补贴,据估计接近426亿。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尸企业,使之入土为安,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僵尸企业占用了国家宝贵的资源,增大了金融风险,导致了发展的不可持续。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为什么有僵尸企业,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说,所谓僵尸企业是因为父爱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要爱护国有企业,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支持,并有铁饭碗的制度,所以僵尸企业是父爱主义的产物。现在处理僵尸企业议论很多,各级政府部门也做出行动,给出了处理的数量指标。目前,处理僵尸企业有三怕:政府和企业怕负国有资产流失责任,怕社会不稳定;银行怕提高不良资产率;职工怕失业。处理僵尸企业要坚定不移,又要稳妥精细,尤其要做好职工的安置工作。
    三、把去产能同扶贫和“走出去”结合起来
    首先把去产能和扶贫结合起来。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政府是不是可以来收购过剩产能,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对玻璃、钢铁、水泥产生需求。另外去产能要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借鉴过去欧洲复兴时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要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要走出去,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风险也较大,但是我们输出过剩产能,帮助支持沿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采取这两条措施,一是和扶贫结合起来,二是和“走出去”、“一带一路”结合起来。通过上述办法,达到既能有效地去产能,又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推动“一路一带”健康发展。
    四、把去库存同农村的改革结合起来
    农民有资产,有宅基地、有房产。但是这些资产不能变为资本,因此农民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不能富裕起来,不能带动农村的消费,如果把资产变成资本,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的消费,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农民富起来,带动农村消费,经济下滑的趋势可以得到缓解。城市有1亿多农民工需要房子,但是农民没有钱就买不起房子。如果和农村改革结合起来,农民有了资本,有了钱就可以到城市里买房子。现在全国房子的库存大概是7.3万亿平方米,如果农民有能力去城市里买房子,不但可以解决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五、减税不仅要减轻企业的负担,还要调节贫富差距
    最近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目前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益严峻。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低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大概只占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应当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全面推开的营改增将会减税5千亿,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如果减免食品增值税,受益者将是广大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的群体。既有利于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也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收入所占的比重太大,2006年达到72%,2013年降到59%,在国际上,这一比重也是很高的。OECD国家,间接税收入只占30%,累进的所得税等直接税占了总税收的70%。累进所得税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六、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政府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制度性环境,目前还有不少制度供给不足。例如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是与制度供给不足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实施以来,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其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政绩的需要而干预企业破产;二是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三是破产案件处理缺乏市场化;四是破产法律体系不健全,没有个人破产和金融破产制度。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当前,继续修改《企业破产法》,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破产法院,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同时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七、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深化政府改革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简政放权力度较大,但是社会的反应是放权力度还是不够,该放的没有放到位,而且放了以后不匹配,办事增加了难度。有的放权后监管没有跟上,比如把发电的企业审批权下放后,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自行审批了109家燃煤发电企业,约1.2亿千瓦的发电量。根据我国环境情况,必须加快发展清洁能源,通过大功率特高压设备,可以从电充裕的区域输送到缺电的区域,这就无需每个省都用煤来发电,可是这样和地方的利益便产生了冲突。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后,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收权,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来解决问题。
    八、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
    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后,千人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国际上比较起来,我国还是原创性和理论创新不足,颠覆性创新更少。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束缚创新思维的条条框框太多。
    第一,乔布斯眼中的创新:另类思维。我看过《乔布斯传》,他不愧是现代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他把苹果这样的企业引领成为世界先进企业。乔布斯在创业时人家说他是疯子,但是创新需要这样的疯子,唯上唯书是不可能创新的。乔布斯事业有成后在斯坦福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有一位年轻学生提问:我怎么像你一样?怎么变成你?“How can I be more like you? How can Ibecome you?”乔布斯回答说,“另类思维”,different  think。这就是创新。宁波市曾提出来要培养多少个乔布斯人物,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当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
    第二,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也可说。对老祖宗必须敬畏,但不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不能说,否则就不能创新,不能发展。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这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1984年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参与了《决定》起草工作并主张把商品经济提出来,可是当时阻力很大,但是最后中央在决定中提出了商品经济。
    第三,华为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28年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跃而为全球通信企业的领导者。虽然国家没有投资,但它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财富。2015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3950亿元,净利润458亿元,上缴税收462亿元,最近10年华为累计上缴税收2228亿元。华为解决了17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70%左右,全球超过20亿人每天使用华为的设备通讯。
    第四,以“奋斗者为本”和“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激发了创新动力。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原始资本起步,现在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和“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拥有1.4的股份。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激发了无穷的创新动力。任正非为人低调,实干兴业,居安思危,他时刻考虑的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形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最近网上广泛传播了任正非排队等出租车的故事。72岁的任正非独自拉着拉杆箱,在排队等候出租车,没有助理和专车。这种企业家精神将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第五,华为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华为的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在国内外建立了16个研究所,分布于全国和世界各地,充分运用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
    华为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创新能力,与其人才优势和巨额投入分不开的。华为有1万多博士,数以百计的外国科学家。华为员工中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华为在170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3.6万多件。华为将每年销售收入中10%投入研究。华为2015年的研发投入596亿,占收入的15%。过去10年累计投入超过2400亿元。已进入全球各国非军工企业研发的前10强。华为的巨额研发投入,大大提高了全球竞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华为的研发投入比A股154家化工+166家机械设备+67家医药企业近400家企业的总和还多几十亿元。154家化工企业研发投入总额56.2亿元,其中中国石化以12.9亿元研发经费名列首位。华为已成为世界500强的知名企业,在“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中,华为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
    信息通信技术是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所有互联网企业和用户都离不开它,华为的信息通信已广泛应用于金融、能源等行业。华为的服务器在国内电力、广电、公安等领域市场份额居首位,在银行领域的市场份额占第2位,今年可能冲刺到首位。华为的手机国内销量已经超过苹果、三星。
    在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华为创新驱动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华为的诞生、成长、发展,生动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0年前有人还说,“华为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国家没有投入,是私人资本,而且搞了职工持股,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作为长期从事改革的工作者,作为中央文件起草工作者之一,亲历了这个过程。我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才有生命力,所以坚决支持华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国家投入就是社会主义,私人投入就是资本主义,而且职工持股后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集体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第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08年我在广东作了一次“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讲话。讲完以后广东社科院的一位同志提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前面没有加上自由?我说没有写上自由不等于不要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批过自由化,就不敢说自由了,十五大报告中本来没有写上自由和人权,我提出自由和人权后有不少阻力,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建议一定要把自由和人权写上去,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是我们每个人想一想,问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大家都要,既然大家都要就没必要回避。二是宪法上有这样那样的自由,十五大报告为什么不能提?三是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共产党要继续执政,让人民拥护,必须高举人权和自由的旗帜,没有自由和人权是不得民心的,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统一大业。我提出来这三条建议得到了家宝同志的赞同,在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把“人权”写入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概括地说,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创新发展的条件,是全面创新的动力之源。
    九、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更多的智慧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现在对于处理僵尸企业存在一些疑虑。90年代诸城处理僵尸企业的案例对我们有启示意义,1991年35岁的陈光作了诸城市市长,1993年改任市委书记,他认为不改革没有出路,财政补贴是补不起的,所以逼上梁山搞改革。全市282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进行了改制,陈光因此出了名,把他称作“陈卖光”。1995年,有两位大学教授撰文,认为诸城的改革是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引起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重视,于是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去调查具体情况。当时山东的书记、省长请我去讲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位厅长提出:他说诸城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底姓资姓社?我回答说,姓资姓社不好做结论,应该按照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来衡量。我看到青年报上有一问卷调查,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公家的东西怎么办?三个答案:一是和他做斗争。二是你偷我也偷。三是装作没看见。问卷结果显示:跟他做斗争的只有14个人,220个人回答是装作看不见。64个人回答是你偷我也偷。所以当时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样的国有资产形式是不能发展的,老百姓是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的。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朱镕基亲自带领九个部委的同志赴诸城调查。调查以后觉得诸城的经验应当推广,全国都学习诸城模式,陈光也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大家学习的对象了。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又任专员。当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2/3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陈光感到这些企业卖都卖不出去,只有送个有实力的好企业才能救它们。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不如说送出包袱,送出债务,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只要把企业搞活,职工生活有保障,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荷不姓荷。”菏泽是山东最贫穷的地方,当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需要10亿元。2006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公务员工资涨上去了,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但骂他的人还是很多,陈光被称为“陈送光”。但他作为改革者,欣慰地说:“我俯仰无愧,无怨无悔,改革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政声人去后,无声胜有声!”今天我们去库存,处理僵尸企业也要有陈光那样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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