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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5-12-16 22:56:02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坚持开放发展的必要性毫无疑问。问题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开放发展和如何坚持开放发展。
一、坚持开放发展面临来自国外特别是国内的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此次五中全会《建议》把“开放发展”作为5大发展理念之一,并且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1979年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对外资开放,引进跨国公司投资。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一共引进15000多亿美元外资。这些外国投资以资金为纽带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产品,而且带来了现代的管理体系和创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促进了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现代产业的形成以及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带来了全球市场竞争新方式和新规则,促进了我国从传统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路径,从而促进我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功为世人瞩目。
然而,我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却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我国今后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与过去发生了重大变化。
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已经与引进外资持平,对外投资实际数量已经超过引进外资,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美发达国家调整本国经济发展思路。有的加大“制造业回归”,鼓励制造业在本国发展;有的推进现代制造业发展,包括推进“工业4.0”;有的推进更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例如TPP和TTIP,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则借助制造业成本优势加大吸纳外国资本,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形成与中国竞争的新格局。
令人遗憾的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对于我国开放发展趋于严峻之时,我国国内一些人对是否坚持开放发展出现了质疑和摇摆。
事实上,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一直存在两种思维和两种政策的博弈。引进外资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革开放各个重要关头,对于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提出批评和质疑。迄今为止一共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争议。
第一,80年代初期争议的焦点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参与了我国最初的引进外资的工作。他回忆80年代初的情况时写道,北京引进外资建立合资饭店招来许多批评。有人认为“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李岚清同志认为“当时所争论的还不仅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了”。(见李岚清《突围》243页)
第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争议的焦点是“姓资姓社”。
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苏联解体等国内外事件对我国带来重大影响。一些人质疑改革开放,认为利用外资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明确指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3)。
第三,2001年前后争议的焦点是“入世还是不入世”。
一些人认为,加入WTO,将是中国产业遭受外国公司的冲击,中国的各个产业和企业将被冲垮,因此反对中国加入WTO。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入世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外资企业全面进入中国,而中国本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各个产业迅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在全球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和在华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们再次对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作用产生质疑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市场换技术战略失败;认为外商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这些批评的一个焦点在于如何定位外资企业,批评者认为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而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企业。这些批评和质疑影响到有的政府部门在外资政策上出现了摇摆,例如对外资企业是否自主创新企业的认定,以及政府采购等方面出现了排斥外资企业的做法。对于美国为首推进的TPP,不少人担心其遏制中国的崛起,因而考虑如何反制TPP,全然没有了当年加入世贸组织倒逼国内改革融入全球经济那样的魄力。
我们一些人缺乏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真实水平的判断,盲目乐观;对于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真实能力则往往低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国家的敌意却在增加。
实际上,一些人重新把经济活动意识形态化,把对外开放意识形态化,从而偏离了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自身规律。
显然,我们现在面临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如何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此推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中央高层开始纠正存在的反对开放的错误思潮。
2015年9月,习主席访美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习主席指出:“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吸收外资给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宝贵的管理经验、众多的国际化人才,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习主席这里明确提出了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方面不变。
2015年9月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习主席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外国企业今后在华投资兴业,将会有更为开放、宽松、透明的环境。”
2015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11月1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习主席再次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最近,习主席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多次强调和重申中国的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不变,反映了中央高层意识到对外开放对于今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纠正今年来出现的反开放的错误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阻碍开放的错误思潮进行纠正,坚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吻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市场出现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放眼全球,还没有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这样把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的如此紧密如此合拍。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的一章。
习主席重申中国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不变,体现了中央坚持和延续了35年来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纠正了近年来在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出现的舆论混乱和一些政策摇摆,将对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强有力的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不仅提出外资政策等三个不变,而且明确提出要在现有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提高开放的水平。
9月23日,在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发言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显然,今后5年开放发展不是过去对外开放的重复,而是在过去30多年开放发展的基础上更高水平的开放。
三、通过观念创新推进开放发展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新一轮的观念创新。当前,亟需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主要是一个投资输入国。对外投资还很少。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不同,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已经与引进外资持平,对外投资实际数量已经超过引进外资,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了投资输出与投资输入平衡甚至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的“新常态”,而这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企业从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始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各个产业将从过去被动参与全球产业整合转变为主动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从而在做大产业的基础上做强产业。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将出现重大的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走向全球,有利于更多的中国产业融入全球产业和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将逐步大于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趋势将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中国企业通过自己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与相关国家建立了比过去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企业间的合作有助于中国与投资所在国增加利益交汇点,从而有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最终有助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
30多年来我国民众和一些政府官员形成的基本上是投资输入国思维。投资输入国关注如何保护本国产业以及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或限制。而投资输出国则关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收益,要求投资输入国开放市场、给本国企业投资以国民待遇,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显然投资输入国思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体系显然难以适应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出现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也难以适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新一轮高水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四、通过理论创新推进开放发展
新思维和新观念来自新理论,坚持开放发展需要创新开放发展的理论。事实上,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创新了和正在创新着一系列有关对外开放的理论。其中,跨国公司理论创新在今后开放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跨国公司是我国对外开放涉及的企业主体。跨国公司理论亟需创新。跨国公司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主要对象。但是传统的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这一理论一直影响人们对现代跨国公司的认识,成为对外开放不时出现摇摆的理论根源。现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成为走向全球的跨国公司。按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显然也难以正确解释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的地位与作用。显然,坚持开放发展需要从事理论创新。
其实,从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跨国公司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他们从过去的跨国经营转变到全球经营,他们的管理结构则从中心辐射式管理转变为全球网络式管理,他们承担的责任也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承担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合规的全面责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海外经营规模超过了总部所在国。跨国公司正在转变为全球公司。全球公司与投资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进而构建了利益共同体。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公司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例如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对中国信息安全带来的隐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型跨国公司即全球公司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助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助力我国和平崛起的积极作用。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对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将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当中国成为投资输出国之时,我们更应该推进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发展。
五、通过政策创新推进开放发展
在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基础上,我们需要创新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创新内向型对外开放(引进来),而且创新外向型对外开放(走出去)政策。
第一,提高对外开放新标准。30多年来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开放发展往往倒逼和促进改革发展。以2001年入世为例,为适应入世,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修改工作,中央政府部门共清理和修改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入世推进了中国改革,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壮大,企业迅速成长。
促进开放发展必须有一个新的更高标准。我认为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TPP等国际经济合作方案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应该看到,我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方案的标准主要基于WTO,而美国主导的TPP方案标准更高,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不矛盾。积极参与TPP,可以形成与美国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发展关系。TPP一些原则与我国目前的思路可能有冲突,但是从长远看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企业转型升级是有利的。
第二,战略积极与战术谨慎结合。战略提升:发挥全球公司在新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包括全球公司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作用,使其成为“绿色发展发动机”;发挥全球公司在促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催化剂作用;发挥全球公司在协助中国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通过市场交换这一和平路径协助中国获取和平崛起所需要资源的同盟军作用。
与此同时,进行战术调整,更注意谨慎防范趋利避害。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一些全球型IT企业深度介入中国信息网络,有可能对我国企业的信息安全甚至国家的信息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也有一些全球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他们采用商业贿赂等手段败坏商业环境;还有一些全球公司在中国涉嫌垄断,降低社会与环保标准。
对于全球公司,在战略上我们应当积极合作,发挥其发动机、催化剂和同盟军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战术上,或者说在具体合作项目上应当谨慎,防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不能因为对外开放而忽视外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应该因为战术层面的问题而动摇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根本战略。
第三,政策创新,从优惠政策到落实国民待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制造’的组成部分,同中国本土资本投资企业适用同样的原产地规则,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
综上所述,坚持开放发展涉及开放理论、开放观念、开放措施等全方位的创新。我们相信,在未来5年里,中国一定能够坚持开放发展,并且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一起,推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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