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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改革与对策

2015-07-12 21:34:46

增长、改革与对策
——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综述

    2015年是中国制度改革推进较快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的第一年。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压力和宏观政策调整的多种选择,社会各界的观点、判断和政策建议不尽一致。2015年4月12日,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北京召开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和政府部门代表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本届座谈会上午就当前经济形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政策进行了讨论,主持人为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彭森,发言嘉宾分别为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陈兴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任志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下午就改革的形势以及下一步改革的任务进行讨论,主持人为中国体改研究会顾问宋晓梧,发言嘉宾分别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前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许美征、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周林生。最后,彭森做总结发言。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问题的判断
    彭森表示,2014年是中国改革的开局之年,中国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开局不太顺利,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困难比较多。经济增长惯性下滑的压力在持续加大,通缩风险明显增长,工业生产、投资、进出口以及财政税收各个方面的数字都不尽如人意。一些先行指标不太理想,一季度电力增长-0.6%,铁路货运为-9%左右,PPI为-4.6%。从地区分布看,中西部地区经济下滑速度更快,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为负,令人忧虑。彭森鼓励大家以开放的态度谈对下一步宏观政策的分析、目前经济发展对全国的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央宏观政策的判断和建议。
    陈兴动由电力产出、工业增长以及GDP增长之前的对应关系做出推断,认为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是被高估的,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惯性下滑,处在通缩的边缘上。王小鲁赞成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比官方数据偏低。他认为,按照官方2014年服务业、农业、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发电量等变量计算,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在5-6%之间,今年还在继续下行。
    张思平对于其他嘉宾用用电量以及货运量等指标分析经济走势和经济增长率提出不同看法。他提出,深圳这些年的发展用电不高,甚至有下降,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没有特别增长,万元GDP能耗在下降,但是经济在增长。互联网产业、生物产业、高科技等产业投资规模小,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消费和经济增长,对电力、货运量以及投资的需求不高。深圳近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有内地几个城市的几分之一,但是经济以及税收的增长非常高。因此,张思平认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要注意区分行业、地区和层次。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
    陈兴动提出,OECD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低至6.2%。如果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低于7%,政策上就要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普遍认为中国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强,市场从2012年开始预计的两大风险--大规模失业以及财政金融风暴都没有出现,但这不等于没有风险。从潜在增长率三个指标--劳动力增加、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看,存量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虽然中国可以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这些项目没有未来现金流和投资回报,因此只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他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有可能像上世纪70年代日本一样,经济增长出现进一步下滑。
    钟伟认为潜在增长率三要素--人口、资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中,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改善,如果推迟退休将有利于人口要素的提升。目前资本存量大多数配置在国资,如果进行调整,也有利于要素资源配置的改进,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能够维持在6-8%的区间。但由于经济持续三四年下行,债务压力很大,例如山西省的一些金融机构的坏账率非常之高。樊纲认为,虽然现在的潜在增长率低于1995-2003年,但是他认为当前的潜在增长率为7-8%,但从长远看中国依然具备增长潜力。他估计最快这一轮周期于2016年走出低谷,如果不能实现,那么2017年经济仍然可能低迷。
    马骏认为,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第二是清洁能源代替污染性的煤炭会导致成本上升。第三是消费者的实物需求被满足后,偏好会转向服务,如医疗、教育和文化等。根据国际经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速度通常是低于制造业的,这不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潜力还存在两大不确定性。第一是改革能释放多大红利对冲下行压力。马骏估算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国有企业高30%,如果国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会有很大的潜力释放。第二推动创新会释放潜力。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持有数和世界平均一样,而韩国是世界的14倍,因此中国还有创新潜力可以挖掘。
    王战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还有机会,他建议从企业创新开始,科技金融就一路配套,包括天使基金、风险投资以及后面的对冲基金\中小板上市等途径。如果在高新技术小企业的创新配套方面提高力度,那么对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还有很多东西可做。
    三、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看法
    钟伟不赞成对地方债进行存量置换,他认为地方债可以通过出卖部分资产来解决。如果不愿意卖资产,也可以通过提升资产价格来对政府资产重新估值,譬如可以将一些行业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放开。他认为政府应当在具体问题上更有所作为,针对医疗改革、金融利率市场化等问题,做出相应的举措。樊纲认为,地方债务置换早就应该做,从前年开始就可以采取中央替地方政府发债的办法进行缓解,而不是等着风险暴露而不提前采取措施。他也认为存在政府不作为现象。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延续。
    马骏认为,43号文以后地方融资平台分成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两块,公益性项目是由地方债融资,非公益性项目以后要靠市场方式去融资,但由于还没有甄别清楚地方融资平台的类型,很多银行不给这些融资平台贷款,导致地方基建投资的下行压力。而一万亿的债务置换产生的基建投资额的增量小于一万亿。即使没有债券的置换,银行贷款和信托等金融机构也不会让融资平台的资金链断掉,也会对债务的相对部分进行置换。他认为,由于地方财政以及43号文导致的融资平台再融资困难的问题,应当提高财政在实际操作中的扩张力度。
    曹文炼认为中国完全有余地解决地方债问题。他不赞成采取信托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或资产负债化,因为会抬高融资成本。他认为必须采取低成本的融资发行方式进行债务流转性操作,同时改变融资短期化来适应建设需求长期化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降低融资成本是中国模式成功最重要的动力,不论政府动力还是企业动力最后都会转为有效需求。
    樊纲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压力。当前的经济形势与1995-2003年期间比较相似,发电量的增长为零甚至为负,东三省经济负增长,都是处于经济相对过热之后的调整期。而且因为政策更趋向于软着陆,因此往往调整时期比较长,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6-8年的调整期限还没有结束。他认为要充分意识到清理过去两轮经济过热所产生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的长期性难度,当前全球大宗商品都在降价,这一轮的调整可能比上一轮更深更长。如果进行结构性因素调整以及制度改革是治本的,有助于改善长期潜在增长率。
    樊纲认为,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另一个因素是政策因素,紧缩政策采取的时间过长过紧,因此要全面清理已经过时的紧缩政策。中国是从2010年4月住房限购政策开始正式退出刺激政策,但是忘了退出紧缩政策,直到最近基层刚刚退出房地产限购政策。当初为了应对外汇存款上涨过快,大幅提高准备金率,结果外汇存款不增长了,准备金率仍然维持在20%。其他还有贷款限制等一系列紧缩政策还没有退出。他认为经济回归正常后,政策也应该回归中性,不需要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更大的刺激。
    王小鲁重点谈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以及消费率不足,经济中形成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他分析了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并建议通过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通过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马骏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政策可以再宽松一点,货币政策要防止被动紧缩,地产方面要稳定房产价格的预期。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低于2014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房地产下滑。第二是地方财税和融资平台的困难。他认为2015年12%的M2增长目标高于目前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是适当的货币供应水平。马骏认为,政策在中长期要花大力气去调结构。一是开放准入,特别是对有供给短缺和市场化需求巨大的领域如医院、教育、文化等。第二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他认为中小企业融资贵原因之一在于低成本的村镇银行数量少,原因在于为控制系统性风险,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另外一家银行。
    孔泾源认为,宏观经济形势中总量性膨胀和结构性紧缩矛盾的结合在一起。如果宏观政策处理不当,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滞胀的困境。从微观层面看杠杆率过高,从宏观层面看,金融相关度也就是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和GDP比重过高。孔泾源认为,应当一是在需求中找动力。第一产业中的需求,有绿色产品、安全产品、卫生产品等等。第二产业如智能生活,包括智能生产能创造非常多的盈利空间,这些产品和产业没有出现紧缩的问题;新型的炼钢技术或者是炼铁技术刻意从生产过程本身来减少排放。第三产业如高端服务业,像工商企业一样把外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二是在供给侧促改革。1000多家企业在主板上市,还有几百万家甚至几千万家企业资产没有资本化,资本没有证券化,证券没有市场化。如果加快这个过程,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同时还解决总量和结构的矛盾问题。三是在创新中控风险。只有在创新中不断化解风险完善体制,经济才能稳定发展,体制才能逐步健全。
    王德培认为目前中国还处在后危机时代,还需要三到五年走出危机。后危机源于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的去产能以及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他认为形成这种全球经济格局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生产和制造业集中于中国,而金融创新集中在美国等国家。接下来美国要吸引资金投资美国,关注工业化的回归,中国则关注对外投资。王德培认为,我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人民币和美元将重新对世界大宗商品进行定价。虽然互联网+很多领域,但是很多传统企业也被互联网减。而新产业如新的工业制造、智能化、生物经济、生命经济、体验经济等这些超越以往传统的经济正在上升。
    曹文炼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好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他认为从目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以及政府的治理效率来看,目前经济没有太大问题。他认为本轮经济下行虽然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但对于清理紧缩政策的看法并不一致,政府政策应当总体保持2009年以来应对4万亿的适度松紧的政策,并进行微调。今年年初以来的经济运行指标的恶化超过预期,各部门现在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预计快的话二季度经济增长就能够从谷底向上走。
    对于下一步的改革走势,曹文炼认为一是把要素价格改革作为“十二五”期间应该完成的事情,加快利率市场化。“一路一带”三大战略主要集中在外向型经济地区,对中西部困难地区要在财税政策改革方面研究一些办法。为了保增长,对中西部一些税费的清理应当缓一缓,有的政策的出台可能会影响区域性政策发挥更好的效率。二是坚定不移的放宽市场准入,下放审批权限或解除审批权限。三是推进混合经济。国企改革是最困难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微观基础。四是要关注研究一些超长期的问题,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传染病问题以及医疗健康的趋势变化,这都是关系国家民族的重要问题。
    鲁政委认为,由于中国有效汇率高估,带来出口压力增大、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资本外流、国内市场利率高企、企业负债率提高等一系列问题,他通过横向国际比较、纵向历史数据比较、经济指标分析以及案例介绍等一系列方式,指出汇率政策以及相关经济制度安排是当前经济低迷的源头。钟伟认为,从2009年以来,同期美元兑欧元和日元都是大幅度升值。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过程中,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大的原因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成立的。他认为高铁等优质产能走出国门,越便宜竞争力越好。由于现在海外并没有针对人民币广泛的债券化,人民币越便宜越容易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樊纲认为,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都在说美元而不是一篮子货币,人民币一贬值美国就说中国操纵汇率。但从一篮子货币角度看人民币是过度升值,这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很大。他同意钟伟的观点,认为相对比较低、将来往上升的货币更容易走出去,币值较高、将来容易往下跌的货币不容易走出去。
   马骏赞成鲁政委关于当前有效汇率升值的观点。认为实际有效汇率由于美元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没有明显贬值,所以出现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大幅度上升,对出口造成压力。但他认为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还有房地产、地方债等。因为以下原因一次性大幅度贬值也不可行。一是实体经济的承受力不够。中国的企业和银行的外汇交易中的对冲比例还很低,如果一次性大幅度贬值,虽然部分经济实体会有盈利,但部分企业会遭受损失。二是汇率大幅度贬值可能造成恐慌性抛售,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曹文炼认为有两方面值得金融机构反思。一是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略有贬值,但有些企业做了套期,出现亏损。二是由于没有及时坚定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在互联网金融浪潮下各种民间机构抬了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国外的机构投资者根据经济增长下滑以及人民币贬值等预期,在市场上形成中国国际资本的逆向流动。
    四、经济创新与制度创新问题
    章恒筑从鼓励创新角度建议我国的破产法进行修改。他提出,破产涉及重大社会治理问题,我国对企业破产缺乏整体的设计,有知识鸿沟问题,也有利益格局问题。破产法常态化实施具有预警企业风险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兼并重组、优化配置。他认为目前破产法有七个方面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一是破产保护文化。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政府存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问题。三是公司治理问题,也就是浙江的中小企业家族式治理问题。四是金融生态环境、银行体制和破产体制。银行的核销制度完全是和破产法不对应的,银行倾向于前期掩盖风险,后期加大回收。银行一些加速到期条款实际上都是在推进或者在掩盖风险,导致风险最后爆发。五是管理人的职业能力。六是法院本身对破产工作怎么应对。七是破产法本身的法律适用,以及破产法和其他法律适用都存在的关系。比如破产法和税法,税法对企业在常态情况下有规定,但是税法没有规定企业在不正常的经营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对重整企业应该怎么样。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企业进入重整状态或者重整成功,信用记录还是和原来的企业一样,破产企业能不能发债。他认为,只要实施充分披露,破产企业也是可以发债的,但这里有证券法的障碍。
    章恒筑建议要修改破产法,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一是个人破产制度包含着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创新驱动要让个人破产法来保护个人的创新。二是破产法涉及到立法、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社会体制,应该建立一个统筹的协调机制。三是建议在政府设立类似于英国、香港地区的破产工作组的机构,协调破产中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但是要严格依法限制地方党政对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不当干预以及过度陷入到破产案件审理中的资源配置,也就是政府的乱作为和不作为的问题。四是要在税收、融资、征信体系中加强对破产法的协调。五是在司法改革中,刑事司法和民事司法的协调,民事司法中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协调,以及破产审判在司法改革中的定位。
    高尚全认为,全面创新,包括政府创新、企业创新、个人创新,包括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互联网创新等等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要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重点是企业创新。浙江的经验是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计划经济是倒过来的,政府是创造财富主体,政府让各行各业去投入,实际证明是不成功的。高尚全提出建设创新型政府的两条建议。第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第二是怎么样发挥广大党员群众的参与感、积极性、创造性。
    高尚全认为,要改变中国,“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创牌是广义的,不光是一个产品的,包括政府的信誉、个人的信誉,也是创牌的内容。他举华为的例子,认为华为是“三创”的典范。华为之所以成功,职工跟用户利益共享机制以及销售额的10%以上都要投入研发的机制非常重要,职工当中48%是搞研发的。为什么能成功?要创新,特别是要提高企业创新的能力。高尚全认为,互联网时代要素也发生变化。农耕时代的要素资源为土地、劳动力,工业化时代还有资本与技术,互联网时代信息以及大数据都可以货币化,因此也是要素。
    王德培认为要大力推广产业引导基金等形式鼓励创新,政府背书参与但不直接经营,政府应当大规模的通过产业基金化解创新中的失败。李铁认为在制度创新上要从小的地方开始试点,用微观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而不是全部采用顶层设计,可能很多改革措施能更有效的推动。张思平认为目前从上到下的顶层设计全国都是一个方案,肯定有的地方会出现脱离实际的情况,譬如在一个落后的区还搞7个专项小组是不合理的,缺少地方的创新和突破。应当在方法上有适当的调整,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李罗力介绍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建立马洪基金会从事政府工作民间评价的经验以及建立“智库百人汇”融汇民间的草根改革诉求,推动公众参与监督政府的尝试和创新。周林生认为广东的一些改革试点地方应该搞行政扁平化管理,他提出简政放权可能一方面出现很多富余人员,另一方面出现事权下浮而财权没有下放的问题。黄震认为强政府模式跟民间探索相结合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双引擎。互联网金融是在传统金融的缝隙中产生的,再反过来颠覆式改变金融行业,同时基于互联网的社团无需到民政部门注册一个社团,这也是社会组织的创新。互联网助推传统产业的发展也是对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
    五、房地产市场走势与房地产政策建议
    任志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既要考虑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又要考虑拉动经济的问题。但这两方面实际是相互矛盾的。另外,大部分国家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建设新城区时基本上不动旧城,而我国把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同步进行,导致现存很多问题。任志强提出,住房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大,是唯一一个本身不扩大产能又能够拉动消费的产业。今年一季度十个大城市的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对地方财政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二手房交易营业税新政由5年改2年只解决二手房套现的问题,但二手房对拉动GDP以及消费基本都没有影响,持续的房地产需求增长还需要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规划以及公共资源配套等制度的配合。他提出目前房地产按揭中的首付高比例是否有可能下降,同时建议由国务院出台文件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李铁认为,中国是政府和企业双主体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通过国企等渠道,压低土地、劳动力以及环境等要素成本,调动公共和社会资源,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实现政绩最大化。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出现结构性过剩是双主体的驱动作用造成的。政府的推动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被放大,从而导致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也是调整机制最好的时候。在双主体的房地产发展过程中,企业参与房地产投机所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创新,社会心态和制度环境把实体经济创新的能力给压抑了。
    李铁提出,房地产还对产业发展格局形成影响。一方面经过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和抬高成本,服务业发展受到很大压制。另一方面,招商引资使工业成本降低,而工业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将导致工业的就业出现很大的问题。他不同意中国劳动力不足的说法,认为目前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还远低于韩国,没有实现规模经营。目前我国的服务业和同等收入同等城镇化水平的国家相比低8%左右,服务业带动就业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发挥。李铁认为必须遏制不讲效率的政府性投资,譬如投资数亿的文化中心、生态城等。
     王战提出,市场资金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没有调整的空间,原来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包括央企都转向房地产,也大大影响这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问题背后是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应,政府追逐土地批租的高收入,导致房地产成本和工资成本上升,制造业相对变弱。另外,上海和深圳等地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不拥有人口导出地区如安徽的人口土地指标,由此导致一些地方有大量空城而大型城市则土地不足房价高企。
    六、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分析
    李强认为现代化社会结构中中产的扩大主要途径是教育,他分析了通过教育进入中产的障碍。一是教育渠道的制度障碍。他认为部分大专和高职学生毕业后无法形成连续性就业,由于制度障碍无法进入中产。二是专业技术渠道的技术障碍。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渠道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合计达到就业人口的接近40%,而中国仅为7-8%,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打工族基本都没有技术证书。专业技术渠道的劳动技术证书归劳动部门管理,而德国是由技术协会颁发。李强认为国家来颁发技术证书不符合实际,因为技术协会能非常好的测评工业技能。三是市场渠道不稳定。小买卖以及各种营销者进入中产的比例很高,但是职业不稳定。如果经济继续下行,房地产萎缩,这部分人最容易跌出中产。
    陈剑提出,2013年全球生育率最低的6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中华文化圈,中国台湾、澳门、香港、新加坡、大韩民国以及中国大陆。他认为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口的结构失衡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他呼吁尽早修改生育政策。贾康认为,二胎政策在20年后体现为人口结构的优化,对冲人口红利的下降,但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内需。
    七、会议总结
    彭森同志对会议做了全面总结。他从当前经济形势、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宏观经济问题的对策、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推进方式等角度进行总结分析。他认为座谈会的议题重大又十分广泛,专家的发言判断有些尖锐深刻也实事求是,同时与会专家还提了很多高价值的建设性建议。每年一次的座谈会也是一个小型的论坛,他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会议形势,更集中突出主题设计,以便更有利于达成共识,达到更好的成效。最后,彭森代表体改研究会再次向与会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卢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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