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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是稍纵即逝的改革窗口期

2013-08-01 11:10:54 | 张维迎

第一,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唯一的窗口期。过了这个时期事情就麻烦了。最近我在《财经》、英国《金融时报》发文都讲了这个意思。
基于国家领导力的考察,新的领导核心可能是具有使命感和敢担当的政治家,为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我是从国家领导力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政治家或者领导人和官僚是两类人:政治家有使命感,敢冒险、敢担当;官僚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事,避免犯错误。这在国外分的很清楚,在中国过去也是分的很清楚的,至少皇帝和官僚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这个体制走到今天很麻烦,政治家只能出身于官僚。官员从进入官僚系统,一步一步上来,大体要40年,要经过20几个台阶。现在我们的官僚等级制度是很严格的,一个刚提拔的副县长和县委书记之间有五个台阶,县、市、省都是这样的。等这40年过去,有领袖素质的人基本被淘汰了。现在新一代领导人很有时代特点,他们有一定的横空出世的味道,所以我对他们寄予希望。如果政治体制(包括领导人的选拔制度)不改革,不要再指望中国下一届领导人的能力、素质能够比本届高。只能是越来越差,也就是越来越没人有担当,没有人真正想干事。所以我说这是唯一的窗口期。我说的更直白一点,现在我们讲共产党领导,通俗解释,就是全国13亿人民把国家承包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怎么选出一个好的CEO、好的董事长来经营好这个国家。但现在的体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现今各级领导人的文化程度比30年前高,但领导力比30年前低。行政体系演变成为急功近利、封闭僵化的官僚体系。经过80年代的人都知道,现在和80年代想问题不一样,很大背景是官僚体制素质完全变了。80年代很多人当官为干事儿,现在不容易找到当官为干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干事为当官,他们干事不是出于理念、出于信仰、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而是一心想着如何加快得到提升,把官做大,而不是把事情做好。刚当副县长,用不了一年就想进常委,再过一两年找关系当常务副县长,如此等等。一个市长一年之后一定是努力当市委书记,如果两年还没有动,别人会说你怎么还没有动啊。所以说,我们的干部体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官僚制,位置成了唯一目标。
第二,后续改革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与决心,改革的关键是给民众信心。
如果我们抱着一点希望的话,怎么改?现在谈的总体设计这些东西,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提出一个观点,很多改革其实不难,就看领导人的意志、决心,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信心。他如果想改革,办法总是有的。而且,不要想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很全面的、精致的改革方案,也没有谁那么聪明。我们之所以搞市场经济就是没有能力设计。经济改革,现在说这个联动、那个联动,其实就是抓几个点。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还原到90年代的劲头,该撤退的撤退,大量的股份往外转。这样做就是一个信号,有了这个信号,民营企业家就有了信心,大家知道国家往哪走了,地方也会动起来了。现在没有这个信号。李克强总理最近在谈改革,但是没有涉及到国有企业方面的改革。价、税、财也重要,但是这些与其说改革还不如说是技术性的问题,只有方向性的问题才是改革最重要的。
改革需要信心和激情。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信心。新的领导人已经有动作了。实际上,人们已经听烦了改革的口号,领导人再怎么讲话没有人激动了,我们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一定代表他内心的东西。一个人只有动了感情跟别人交流才能让人激动。现在大家已经不动感情了,都是编出来的东西。要启动改革就是点的突破,带来的问题自然就有人去思考,也就会有方案出来。
农村问题实质就是土地改革。
审批制废除应该深入践行。废除审批制的很多东西轻描淡写是不行的。在十几年前第一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就谈审批制改革,后来开始做这个事了,后来又停了。我当时说你们现在调整,哪个该废、哪个不该废,肯定都舍不得,就像我们搬家一样,平时老舍不得扔东西,如果搬一次家好多东西就扔了。现在中央层的审批就有3000多项,如果先都把它们全废了,然后看哪个还需要再拿回来,这样做可能容易一点。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思路,我觉得不会有大成果。改革必须有震撼力的东西。
第三,改革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最好方式。
既得利益者还是有人能够认识到改革的这些问题,改革也是保护既得利益者最好的方式。我们这个体制对谁都不好,这个体制下真正不安全的人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特权的人,特权者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一些激烈的斗争。比如说反腐败的问题,大家想想,你不可能老在那个位置上,总是要换的。原来有特权的人可能汲取了很多财富,接下来的人向谁汲取?他们只能相互汲取了。所以还是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要过多纠缠于旧账。我提出过反腐败大赦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办法,否则反腐败的力度可以很大,但是最后真的玩不下去。大赦是个大动作,领导人的领导力和果断非常重要。现在没有人敢这样做,可能是顾虑太多,包括老百姓也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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