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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某些部门和地区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2016-06-27 11:10:12 | 俞可平

    (原标题: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某些部门和地区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善政是善治的关键。如果没有好的政府就没有好的治理。”
    6月26日,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做题为《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报告,如今他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早在十年前,还在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的俞可平就说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名言。
    报告一开始,他就笑着说,关于民主,我该讲的都讲了,我并没有改变我对民主的这些基本的看法。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地往前推进。
    俞可平认为,目前中国不存在执政危机,只是有局部治理危机,存在政府公信力流失、官民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就会演变成执政危机。
    政治治理面临六大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俞可平认为,这实际上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比起原来的四个现代化更深刻、更重要、更带有长远性。
    俞可平表示,政府自身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但是恰恰在这方面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挑战,产生的问题多了。“善政是善治的关键。如果没有好的政府就没有好的治理。”俞可平说。
    那么,政治治理面临哪些突出的问题?俞可平进行了总结:政府公信力流失、政府创新动力不足、行政成本过高、形式主义泛滥、一把手权力集中、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
    对于这六大问题,俞可平进行了解释。他说,政府公信力流失到了什么程度?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TacitusTrap,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而政府公信力流失最后的受害者还是官员,古今中外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在中国出现了——官员居然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尤其不幸的是,其他人自杀大家同情,但是只要登了一个官员自杀的新闻,跟贴第一往往是“死得好”,第二是“查一查有没有问题。”“做官做到这个份上真的要深思。”俞可平说。
    关于政府创新力不足的问题,俞可平表示,自己主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16年 ,到了第八届,感觉到广东和浙江两个创新大省政府创新的动力明显弱化,全国范围的弱化更是相当地普遍。
    “中国社会就像一辆火车,火车是政府,官员是驾驶员,动力不足了,列车就停下来,经济发展会遇到困难,整个社会就会没活力了。大家就会觉得没有奔头,能干的人就会移民,所以政府创新动力不足,对整个中华民族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俞可平说。
    在行政成本过高方面,俞可平举了维稳成本过高的例子。他说,每次去北京开两会,正常情况下两会代表、委员去就可以了。但现在经常有四批人进北京,一批比一批成本高:两会代表、上访代表、截访代表和慰问截访的人。还有网络出现一个帖子要删、要跟,这种以堵为主的维稳不断地增加成本,而且防不胜防。
    关于形式主义泛滥,俞可平表示,下面很多机关的形式主义又回潮了。“我们刚刚反过形式主义怎么还有形式主义,我们得反思,到底有没有找准原来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是?原来反对文山会海,现在开会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准,要反形式主义,这不是过一阵子就完了。”俞可平表示。
    以堵为主的网络制度不长久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俞可平表示,首先要明确目标,找准问题和根源,解放思想,完善制度环境, 增强政府创新的动力,革新政府治理技术。
    俞可平表示,政府创新的直接目标,就是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九个目标,民主、法治、责任、服务、优质、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在这九个目标中,民主政府是前提,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则已明确写进了党和政府的文件,成为各级政府的是正要求,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也应当而且必将受到日益重视。
    “优质政府就是公共产品要高质量,特别是政策和制度产品,不能朝令夕改,不能今天这个政策明天就改掉了,没有延续性,或者说这个政策刚出来,马上就不行了,大家都意见很大了,实践当中产生不好的效果。”俞可平说。
    对于专业政府,俞可平表示,中国的传统是“官”和“僚”,西方是“政务官”和“事务官”两个群体,副处以上的干部组织部管了基本上不分了,叫做“党的干部”。其实把干部进行分类是我们中国传统政府的智慧,不是西方的。西方的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向中国的传统制度学习,政治家或者是政务官、事务官是两类官员。
    明确目标之后,就要找准问题和根源。俞可平表示,造成突出问题的根源主要来自几个方面,比如有些领导思想僵化,制度环境和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合理和科学,地方自主性和多样性没有充分发挥,许多官员的工作压力增大,改革创新积极性下降。
    所以在此逻辑下,俞可平表示,解放思想对中国太重要了,因为中国人特别强调“师出有名”,没有一个好的观念就不可能有一些改革创新的举措。“我认为,只要符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这是根本的四大目标,四位一体,所有这些制度都可以尝试。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所有的改革都可以试。”俞可平说。
    而为什么现在改革的动力下降了?俞可平认为,有官员惰政的原因,但最主要还是缺乏制度环境。目前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他主张,政府提出一些举措消灭懒政,推动改革创新。首先要合理地划定上级政府的权力边界,确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各级政府的治理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同时,制定有效的考核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创新行为,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力量,激发创新积极性。建立容错机制,改革和创新一定要冒险,降低人们为创新所承担的风险,要支持敢冒风险的创新者。
    同时,在革新政府治理技术方面,俞可平认为,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技术工具,除了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基本手段以外,现在的政府治理应当善于运用市场工具、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各级政府一定要简政放权做到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开放度,提高行政效率。
    “现在有些技术我们都重视,特别是网络技术,但是怎么用,现在的信息网络工具我觉得有很多改进的地方,相应的制度还是以堵为主,以堵为主肯定不是长久的。”俞可平说。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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