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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人们为什么仇官仇富

2013-01-11 10:49:20 | 袁绪程

  一是深化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要反垄断,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垄断,不能说国企垄断是错的,民企垄断就是对的。要寻找垄断的根源在哪里,从制度上反垄断。我认为,我们只能反行政垄断,不能反自然垄断,对于自然垄断只能“规制”。我们之所以出现这种垄断,主要是公共资源的管理制度出现了问题。因为制度有问题,该收的税费没收,该上交的利润没有缴,都白给了这些企业。既然白给,不滥用才怪。大量的资源税、财产税、增值税没收或少收,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国企改革要结合公共资源管理制度改革,不能单纯地反垄断。国企改革可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合理界定国家(公共)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二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将大多数竞争性国企推入市场。为此要进行分类改革,规范营利性国企和非营利性国企的管理,不能浑水摸鱼。比如,网上经常说国企老总拿太多钱,国企老总就不应该拿太多钱了吗?民企老总就应该拿太多钱吗?我们拿什么判定国企老总拿钱太多了呢?国企高管的报酬究竟由谁决定?如果不进行分类改革,是永远说不清的。如果进行分类改革,国企老总该拿多少钱就有依据了,如果是市场聘用,就由市场说了算(市场决定),如果是国家派出,就参照公务员拿工资。因此,界定国企高管的收入,就要看国企是什么性质的国企,是公益的非营利性国企还是营利性国企。如果是非营利性国企就要参照公务员来管理,这在国际上都有惯例可循的。如果是营利性国企,就要按市场企业管理。国企领导人既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又享受市场经济的待遇,这就不合理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比如说在香港,特首拿多少钱?也就是一百多万港币,金管局局长则拿一千多万港币,因为后者是市场聘用制,前者是公务制,其他委任制官员工资也不高。行政委任制和市场聘用制是两回事。所以国企改革必须分类,如果你愿意往市场企业靠,你拿市场的高工资,全国人民都不会有意见,因为高薪收入要承担市场风险;如果你是委派的,采取的是公务员制的,你只能拿公务员薪酬,不能两边都要或者“一锅煮”。国企的问题和教育、医疗等问题一样,都是规则混乱,没有按规则出牌,没有遵循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轨道开什么车,而是大卡车开在人行道,自行车上高速公路。这是国企的根本问题所在。

  二是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非常重要,这是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城市化不是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农民为什么要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呢?不是他乐意,而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城市待遇,又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归根结底是没有钱,国家又“养不起”。但农民有土地,这是农民很重要的财富,但手中的土地不能自由流通,实现不了土地应有的价值,土地农转非只能由政府征收,其级差收入被政府和开发商拿去了。为什么不让农民的土地自由流通?为什么不能像我国台湾一样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呢?在我国台湾,农民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其土地级差收入为“多方分享”,实现了孙中山讲的“涨价归公”。我们的土地增值完全归公了吗?人们心里都有数。至少相当一部分流失了,农民只分到小头。

  深入推进农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真正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权利,把土地给农民,农民愿意采取股份制就采取股份制,愿意采取集体经营就集体经营,统统由农民自己决定,即便集体所有制保持不变,农民获得了土地产权或使用权,这就相当于土地转化为资本,给了农民一笔财产性收入,这就为农民变市民提供了财产基础,就可以让农民自由选择,如采取市场的方式获取城市的福利权利等等。如果不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产权,就不可能整体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那只能少数人暴发,大多数人受穷。

  三是资本市场的改革。我们的股市规模高居世界第二,但是全世界最糟糕的股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买股票,你可以有规则和规律可循,基本上可放心买较稳定的蓝筹股,但中国没有真正的蓝筹股,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可能倾家荡产。在香港,蓝筹股相比小盘股通常是溢价,在中国却反过来了,蓝筹股比垃圾股市盈率低,由于有机可投,垃圾股满天飞。股市和GDP的增长关联度不大。整个股市就像赌场,股票就像彩票,上市公司发彩票圈钱,庄家操纵彩票赚钱,大多数股民买彩票赔钱。这是为什么?同样是体制问题。一是上市公司弄虚作假而不受应有的惩罚,二是做庄者公然践踏“三公”原则,操纵股市而逍遥法外,三是“大小非”解禁出售后不纳特殊财产税。资本市场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规则,股市能好吗?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应该到时候了。首先要严格法治,坚决制裁上市公司和黑庄的欺诈行为,严刑峻法,维护股市的“三公”原则;其次是保护小投资者权益,如实行辩方举证,大股东欲出售股票先上架公告等等;三是征收对“大小非”出售股票酌时征收特殊财产税,等等。彻底扭转改变中国股市成为少数人掠夺大多数人财富的零和游戏,让广大股民真正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财产性收入。

  四是要改变二次分配的“逆向配置”和不透明的问题。刚才讲了一次分配即要素市场分配的不公问题,现在讲二次分配。在二次分配领域里,我们感觉到,越有钱有权的人越有高福利,越没钱没权的人福利越低。比如,低收入的农民比相对高收入的城里人的福利低;高收入的公务员比低收入的工人福利高等等。而且很多高福利是隐形的,甚至采取了灰色的形式。改革的方向,一是二次分配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二是财政公开,公共福利的分配应当在阳光下运行;三是严格财经纪律,将暗补变成明补,适薪养廉,让公务员无后顾之忧,减少贪污的冲动。(全文完)
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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