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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有新观念新方法新标准

2014-10-26 19:42:07 | 王占阳

    【摘要】当前的社会思潮已经发生了积极的重要变化,人心总体趋稳,但仍存在较多问题。目前应当特别注意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克服排外主义思潮,不把“西方思想”当成贬义词。特别注意和强调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全局上主要依靠改变现状赢得人心,而不是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注意重温、明确和应用邓小平式的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标准,避免以过高的、不适当的标准人为地激化矛盾。思想意识领域既要有原则,也要有耐心、有宽容精神,不要急躁,不要强求一律。
  【关键词】邓小平 对外开放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新标准
  对当前社会思潮的若干观察
  (一)反腐倡廉,党的形象显著变化
  毫无疑问,在民间,无论“左、中、右”,普遍都对中央大力反腐、狠抓廉政建设拍手称快!
  特别是周永康案公布后,舆论中出现了从把反腐视为“一阵风”到视为“动真格了”的重大转折,党在公众中的形象显著改善。
  但人们对于“打老虎能否进行到底”,“众多苍蝇能否被拍住”,能否在治标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有普遍的期待,也有普遍的疑虑。期望、观望者众多,坚信一定能成功、或者一定会失败者相对较少些。
  所以,反腐败斗争现在只是初胜,还不是决定性的大胜。这时如果半途而废、煮成夹生饭,甚至是由此倒退,人心必将严重流失。这就表明,反腐倡廉还需“宜将剩勇追穷寇”,这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大胜利。
  (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共识与新困惑
  十八大后,人们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逐步地燃起了新的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使之急剧地达到了高峰。改革派欢欣鼓舞,自由派普遍认同,所谓“左”派则在强势舆论下突然沉默了。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大体上达成了一种改革共识,即认同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
  但今年初春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来自上层和下面的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让很多人深感困惑,某些人甚至表示又搞不清中国究竟是要往哪里去了。
  比如,按照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传统,新的改革开放总是与新的思想解放和宽松政策相配套的,多数人也都认可这种配套做法。但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的舆论力度并不大,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左”倾思想回潮的现象,这就使许多人感到非常困惑,又不知道未来是要往哪儿去了,或者是提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解读。
  又如,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强调了要搞法治,但在实践中,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公检法行为却屡屡出现,这又使许多人特别是法律界人士深感困惑。
  再如,在经济领域,有的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实际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背的,有的是有部分出入的。这使经济学界也出现了新的困惑: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往哪儿走呢?改革会不会又成了一锅夹生饭?
  总之,人们又困惑了,又搞不清未来的方向了。这就是当前的最新动态。
  坚持人文社科领域的对外开放,不能把“西方思想”当成贬义词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把“西方思想”当成贬义词的新闭关自守倾向,愈演愈烈。这与邓小平关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向背道而驰的。对外开放的新观念与闭关自守的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在重新上演了。
  针对这种新情况,现在对于邓小平的下述思想和论述,特别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和重申:
  (一)社会科学领域也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不要禁区太多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①
  在这次讲话前后,邓小平还一再讲:“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②这些也都是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毋庸赘言,如果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排外主义,那就只能使各种禁区越来越多,以至禁区林立,思想窒息。
  (二)“西方思想”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应努力汲取西方学术思想的精华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还说:“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③后来,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明确:“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④
  作为这种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还曾明确指示:“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⑤这项重要指示具体地体现了他对引进、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精华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深谋远虑和战略布局。
  这就表明,在邓小平看来,把“西方思想”等同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是错误的。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中,都有许多严肃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作品,对此,“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并且“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而不是使之仅限于精英文化的小圈子。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一种基本内涵。
  (三)对于西方创造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文明成果也要努力吸收和借鉴
  邓小平在论及民主改革时,早已明确讲到:“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⑥不仅如此,他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十六大报告语)方面的主张并不仅限于若干细节的借鉴,而是要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步加大吸收借鉴的力度,以至于吸收和借鉴其重要的政治制度。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大陆搞改革,完全搬用美国式的民主,是行不通的。”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不能完全搬用”。实际是指不能不顾现实条件照搬西方制度,而不是指不能学习借鉴。这才是他所说的“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的正确理解。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这是邓小平的深切信念。但同时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应“大胆吸收和借鉴”。他曾明确提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⑦在他的论述中,实行普选也是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这就表明,在他看来,既不是完全不能学习美国民主,也不是只能学其细枝末节,而是在条件具备时还要学普选制这种层次的重要制度。这里的关键是“条件”。而在“吸收和借鉴”中就包括了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创造。邓小平还强调,中国实现普选制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动态结合中,“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⑧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更加充分地展示了他所强调的“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丰富、深刻的战略内涵,至今仍对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深化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四)坚持邓小平理论,克服排外主义思潮
  邓小平从不使用“西方思想”这个词,更未把“西方思想”等同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他对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过程中的某些消极现象给予了批评,反对“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同时又重申:“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对外文化交流……要长期发展”⑨。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关于西方思想文化的论述,首先是努力汲取其精华,其次是防范其糟粕。所以,他从不笼统地使用“西方思想”这个词,更不可能把它当成贬义词。
  但是,近十几年来,使用未加定义的“西方思想”一词,若明若暗地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进而笼统地反对所谓“西方思想的渗透”,把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西方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当作批判对象,人为地制造所谓“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这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排外主义思潮,又逐步地重新抬头了,以至于愈演愈烈。这种排外主义思潮同时也是近十几年来重新抬头的新冷战思潮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自然延伸,是后者的内在组成部分。
  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实际己是一个很好的反“左”文件,现在还应当把反“左”逐步地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
  从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角度看,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做到“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中国和世界发展得更好”,也才能使中国更像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习近平语)。
  正如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所强调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在文艺领域是这样,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当然也都是这样。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依靠解决现实问题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我认为,目前应当特别注意和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观察、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是有针对性的新的方法论。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把意识形态问题的主要根源归咎于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等,进而总想要首先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但这实质上是“思想决定思想”、“意识决定意识”、“意志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实践中行不通的。
  实际上,十八大前,民众中的“左、中、右”各派均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党缺乏信心的现象,但其主要根源并不是某种“左、右”思想的影响,而是大面积腐败、特权盛行、贫富分化、大量严重不公现象的出现。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同理,十八大后,党在民众中“左、中、右”各派中的威信普遍显著提高,主要也不是由思想教育的力量所导致的,而是由中央大力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果等新的客观现实所导致的。
  这就再次表明,人民是最讲求实际的。只有改变现实,才能普遍地、大面积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如果不改变现状,理论上说什么都没用。如果改变现状的力度不够大,要想得到公众的较高认同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现状是在恶化中,则理论上说得越高调,人们的逆反心理就越强。总之,即使是在理论正确的前提下,也只有普遍改变现状才能导致公众认识的普遍改变;而若文章的理论水平很低、破绽百出、本身就没有说服力、甚至是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那就更不能指望这种“理论力量”了。所以,在公信力大幅流失、民众中也因此普遍流行“听其言、观其行”方法的大背景下,目前应当特别注意和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
  具体来说,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是在全局上主要依靠改变现状赢得人心、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如果做得不好,说得再好也没用。现在是积重难返,人心难暖。所以,只有持续不断并卓有成效地大力改善现状,才能决定性地赢得人心。
  二是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主要依靠“立”,而不是主要依靠“破”。
  所谓“立”,首先就是要着力正面宣传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部署和成就,也就是以改革、改善现状的过程和成果赢得人心,充分发挥“存在决定意识”的作用。
  其次是主流媒体和有关部门在引起公愤的公共事件中要首先表达基于事实的正义感,而不是首先着力“引导群众”,含含糊糊,遮遮掩掩,不清不白。这就是要立道德形象。
  最后是以解放思想的新观点、新主张引领社会思潮和改革开放。如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就是一个典范。但近两年来,我们在解放思想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比如,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具有解放思想意义的新观点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对于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具体宣传其道德价值部分,对更重要的前16个字的宣传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复述这16个字本身上。这就使解放思想并未成为主旋律,全面深化改革未能拥有解放思想方面的足够配套。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破”与“立”,“不破不立”有道理,“不立不破”更有道理。如果立不起新东西来,旧的东西无以取代,再怎么破也没用。只有取得了新进步,宣传好了新进步,又提出了新思想,指出了新前景和新道路,而且这是合理的和公众能理解的,人民才会逐步信服,意识形态问题才能得到大致的解决。所以说,解决意识形态主要应当靠“立”、靠“建设”、靠吸引力,而不是靠“破”、靠批判。
  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有新标准、有耐心、有宽容精神
  (一)关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标准
  这个新标准应当就是:只要认同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那就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也就是已经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了。
  毛泽东时代的标准高得要命,实际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标准。按此高标准,知识分子几乎都被定性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和改造。这是导致“文革”的一大原因。但毛泽东自己就说,党内没有几个人懂马克思主义,如果能有三、四百人懂就了不起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给知识分子定那么高的标准呢?
  后来,聪明的邓小平降低了标准。他提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努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就是在政治上合格了。这方面的典型,就是陈景润。邓小平后来又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实际已经包含了对于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和宽容。
  但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又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回潮。甚至有人提出,“现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反党的”,理由就是自由主义广泛流行。
  实际上,自由主义并不都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恩格斯就说过:“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⑩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能导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所以社会主义也批判地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恩格斯最看重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不就是讲的“普遍自由”吗?实际上,这就是马恩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这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所以说,受自由主义影响并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也不等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如此,这种影响往往反倒有利于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实际同时又是认同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也就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倒是那些受专制主义传统和苏联模式影响很深的人容易很保守,长期拒斥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总想在某种程度上重走老路。
  我认为,只要达到了前述邓式政治标准,只要认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政治上合格了。至于在思想深处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不要深究了,而且深究也没用。
  实际上,在这种“意识形态达标”的过程中,关键并不在于理论上说得多么好,而是在于实践中做得怎么样。人民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是否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主要是由实践和现实所决定的,并不是无条件的。邓小平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 同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逐步解决人民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不公问题、民主法治问题、精神文明问题等,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意识形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外来思想的渗透”,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出了问题。周永康、徐才厚等贪官污吏,尤为意识形态的最大杀手。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某些公民不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至于发表了激烈的批评意见,那也不能给人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至少不能轻易这么做。应当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激烈否定的实际并不是“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真正的共产党,而是打着共产党旗号干坏事的贪官污吏;反对的并不是以实现普遍富裕、普遍民主、普遍文明为目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丑陋的社会政治现象。但因“假李逵”过多,时间又已久,许多人分不清“真假李逵”,这才把怨气发泄到了党和社会主义身上。
  面对这种情况,绝不应当首先责怪公众,更不应该打击这些公众,而是应当首先多做自我批评,大力改进工作,努力改革和改善现状,从而以实际行动和实际绩效取信于民。质言之,只有实践和现实逐步“达标”了,社会意识形态才能逐步“达标”,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就能“达标”。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实践路线,也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
  (二)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有耐心和宽容精神
  邓小平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改革开放究竟好不好,要允许看,允许人们有不同意见,要逐步用改革开放的成就去说服人。社会主义究竟不好,也要允许看,允许人们有不同意见,要逐步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成就去说服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长期的,这种以事实教育人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所以,在思想意识领域要有原则,也要有耐心、有宽容精神,不要急躁,不要强求一律。诚然,宣传、教育、引导始终是必要的,适当适时的批评也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再搞政治运动,没有触犯法律的也都不能抓。
  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著述始终贯彻着这一基本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应予很好的理解和运用的宝贵精神财富。
  十八大后到现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力领导下,全党全国的新的向心力已经初步形成,所以对于民间舆论已经不必太担心了,现在已经可以对于舆论实行适当的宽松政策了。
  在这时,适当的控制仍有必要,但高压控制已经只能适得其反了。因为,它会激起民怨,大失人心,得不偿失。而若对于舆论实行适当的宽松政策,让人民在反腐倡廉、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事实面前受到启示和教益,在面对新进步的议论纷纷中逐步认识和认同这种进步,那才能够大得人心呢!
  笔者在《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一文中曾经说过,新权威主义改革的要义之一,就是逐步扩大公民自由。一下子扩大不行,那会乱。但要逐步扩大,而且能让人感受到。这种逐步扩大公民自由的权威,就是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仁慈宽厚的权威。实际上,这也是新权威主义不同于专制主义的一个关键点。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36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6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43页。
  ⑩ 转引自魏小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话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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