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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简政放权是利益结构调整 关键在放给谁

2013-08-15 15:20:38 | 宋晓梧

  ——专访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宋晓梧

  宋晓梧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1947年出生,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宏观体制司司长等职。

  1983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著有《回顾与前瞻: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改革:企业·劳动·社保》等,有关研究成果曾获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劳动部1997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

  我觉得应该建立这么一种三维市场体制,政府、社会、企业。

  社会主要是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不能是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企业。过去社会这块发育不够,现在也有不少进展,但是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宋晓梧

  在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大楼二楼,宋晓梧有一间办公室,长长一排书架占据了一整面墙,里面塞满各种经济改革、社会保障的书。曾经是发改委一名官员,如今,宋晓梧更像是一位质朴的学者。

  关于政府和市场怎么对接这类难题,宋晓梧有他的思考。他认为,政府这次关于行政放权专门提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进步和亮点。他建议应建立“政府、社会、企业”三维市场体制,而不是“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企业”的三角结构。

  要解决政府放权放给谁

  新京报:5月16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共取消和调整117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取消和下放为91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是近6年最少的一次。有分析称,今年下放和取消的数量虽然少但力度增大了。你怎么评估这次行政放权的力度?

  宋晓梧:结合前几次简政放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放权放给谁,谁来承接这个权力。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不够发达,在制定行业标准、行业管理以及宏观调控方面缺少中间一个重要环节,放权经常处于政府和政府之间。

  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发育比较好,它们在整个竞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政府这次关于行政放权专门提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和亮点。

  新京报:也就是这次放权更能够落到实处?

  宋晓梧:我希望是这样的。从某种角度上说,简政放权也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关于这个问题李克强总理也说过,所以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

  新京报:行政放权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宋晓梧:意义很大。过去是计划配置,现在转变成市场配置,从资源配置主体转变角度看,是根本性的转变。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责任了,完全放手让市场自己去调控,比如环境等问题,政府要做好监管。

  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政府管得多了还是少了,是哪些方面管得多了,哪些管得少了。我觉得政府对微观的、对企业的投资、企业内部活动还是管得多了,同时在有些方面也有些欠账,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建设方面考虑不够。

地方GDP竞争只考虑短期效益

  新京报:放权的难处在哪里?

  宋晓梧:由于我们社会发育不够成熟,各种市场主体的自协调、维权自律作用发挥不起来,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改革初期,出发点是要企业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我们注重了单个的企业的培育,但是对相同利益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对自己的成员进行自律的作用重视不够。

  这一块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很大的疏漏,对社会管理滞后很严重,因此形成了政府的职能放权,放下去都乱了,又各自为政了。

  新京报:是不是中央政府把权放给地方政府就叫放权?

  宋晓梧:香港的刘遵义曾提出来,现在机构转变向地方放权,权力集中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就用权力搞GDP竞争,他认为问题很大。但是这个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他们认为放权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幅度地增长,主要就是发挥了地方政府的活力。

  现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来,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合一的,这种特殊的三角结构,中央政府、带有公司性质的地方政府、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三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超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秘诀。

  新京报:这相当于肯定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

  宋晓梧:当初向地方政府放权是对的,由于在计划经济时高度集权,地方政府想自己上什么项目根本办不到。但要明确地方政府GDP的竞争对GDP总量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但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全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地方政府仍然拿到钢铁批条以后在发改委门口热烈地亲吻文件。我问过一些地方领导,他们希望上个整车厂,我说现在中国的汽车产能用不到几年可以预见也是产能过剩了。他说,目前两三年内能卖得出去,就上,因为上的过程就是GDP。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大大扭曲了各种社会组织的智能,把所有社会组织变相成为经济组织,看起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它会隐藏很多危机。

  新京报:什么危机?

  宋晓梧:社会是需要自平衡的社会,GDP高速增长过程中隐藏了一些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向地方放权,地方将有更大的权力搞GDP建设,这样的竞争只考虑短期效益,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是长远的事儿,很难管住。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地方政府卡住。

建议取消省级和市级的GDP指标

  新京报:那怎么办?现在还是有很多权力下放了。

  宋晓梧:所以我很担心。应该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该搞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信息服务、解决民生、治安、环境保护等。建议取消省级和市级的GDP考核指标,取消地方投资指标考核,限制过多的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规划的竞争。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放权的话,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开而不是下放?

  宋晓梧:要放,要解决政府放权放给谁。我们多年说,要把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儿放给市场、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和企业。不是把权力仍然在政府机构内部分来分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来分去,在简政放权方面,要考虑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我觉得应该建立这么一种三维市场体制,政府、社会、企业。社会主要是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不能是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企业。过去社会这块发育不够,现在也有不少进展,但是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新京报:未来哪些领域继续放权可能会比较难?

  宋晓梧:我认为项目审批方面还是比较难的,工业项目、基本建设项目等方面,但是有些权力中央就要控制,有些权也应该放给地方,比如社会建设方面。

  □新京报记者 李媛 杨万国   原标题 [宋晓梧:简政放权是利益结构调整 关键在放给谁]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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