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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

2011-05-27 14:37:34 | 李强

  近些年,社会学界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理论”,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论”,还有笔者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等。这些理论虽然视角不同,但都承认我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体始终居于低位。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前一阶段,泰国的“红衫军”事件就从侧面告诉我们,底层巨大的社会,是随时潜伏着社会危机的。所以,怎样改变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难题。

  中国社会的底层不能太大

  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巨大中下层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会的55%,也就是说,农民群体是导致金字塔结构的主要原因。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有1.5亿以上,加上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6亿。不过,研究证明,农民工即使进城打工,从事工业劳动,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城市里,他们始终处在下层的位置上。虽然政府出台了很多帮助农民及农民工的政策,但还没有相应带来农民及农民工地位的提高,阶层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实际上,农民工是我国各个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2007年,笔者曾在全国9个省(包括直辖市)进行了一项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农民工中年龄在17岁至45岁的,占到了88%。青年有活力,壮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他们都是最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同时,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发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与农业流动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农民工流入比例,与该地区人均GDP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76。这说明农民工对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的社会贡献最大。因此,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肯定他们是中国经济保八的功臣。

  既然农民工年龄有优势,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又巨大,为什么他们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却处于劣势?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现有制度中的问题了。

  农民工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地位

  公正的制度,使每个人都有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而不公正的制度,则是上升机会向某些社会成员倾斜,而对另一些社会成员构成歧视。农民工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低,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技能低,也不等于社会对这些技能的需求低,更不等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应该低。我认为,目前我国制度安排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为农民工具有的技术优势设计出良好的上升通道。这导致对各地GDP贡献巨大的农民工,却总体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位置,这正是我特别想强调的观点。

  其实,农民工的劳动是有技术含量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以及各地的工程、各类产品都能证明,很多农民工应该属于“高级技术工人”。不过,这都是“集体成果”,其技术地位含量很难落实到农民工个人身上。而个人要获得技术地位,就需要凭借社会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例如,一个人被认为是专家,人们是依据他的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编审、主任医师、教授、讲师等等。只有得到社会制度认可,一个人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地位。

  在我国,农民工与“专业技术证书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呢?从形式上看,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各地的人力资源机构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共分五级,涉及各个行业。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没有获得过这种“职业资格证书”。在经济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明明完成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劳动,但却基本上没有获得被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证书,难以进入中产阶层。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将中产阶层分为“中产上层”、“中产中层”和“中产下层”的话,技术工人群体一般处在“中产阶层下层”位置上。这个“缓冲带”阶层是很重要的,它是中产阶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下层提供上升流动的机会。因此,它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不低的。

  农民工这种有技术无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从我国社会结构看,迄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层欠缺”,下层巨大。如何使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农民工,通过成为“高级技术工人”这一环节,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的位置上,是未来决策亟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线劳动者理应受到尊重

  历史证明,1956年制定、后经过修订的企业八级技术等级制度,曾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技术等级制得到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那时的一个“八级工”,很令人羡慕,其工资甚至能超过厂长。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经历过八级技术等级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非常成功。他们说,当时一个人,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高超。

  实践证明,八级分层制度的技术标准明确、清晰、可考核、可操作,社会效果也较好,体现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更有利于引导中国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

  同时,从实际效果看,新的五级职业资格制度并不成功,使得我国原来具有社会分层意义的工业技术等级制度,受到致命冲击,缺乏对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八级技术分层比当前的五级技术分层,更能鼓励一线的高水平劳动者的自豪感,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追求更高的技术地位,也让社会公众对高技术层产生尊崇之心。

  可见,目前的技术证书制度对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是无效的,亟待变革。因此,应当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虽然表面上看,考级等技术分层措施让农民工分化了,似乎很不公正,但这正是竞争公正的制度建设。农民工技术分级,是中国社会走向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的关键一步。

  因此,笔者主张,在农民工培训和技能考级方面,国家应给予较大的财政补贴,大大降低农民工参加技能考试鉴定的费用。同时,还可以组织和推广技术等级竞赛和“技术大比武”,对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给予奖励和认证,通过宣传这种竞赛,在全社会塑造具有高水平技术技能者的社会地位。让有技术的农民工进入专业技术阶层,既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惯例,也会有效提高农民工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一旦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接纳农民工进入有专业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我国社会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有利于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来源: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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