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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城镇化核心是农民市民化

2013-04-22 14:29:57 | 李强

提起城镇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意味着新一轮的征地、拆迁和建设。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大量的农民居住和工作在城里,他们既得不到社保,也得不到保障房,各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我们的城镇化该怎样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呢?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对《环境与生活》杂志谈了他对农民市民化的思考。

农民市民化的途径

《环境与生活》: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您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在您看来,究竟什么叫“城镇化”?

李强:城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重新集聚。简单说,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城市早期的发展历史表明,城市本来就是从农村蜕变而来的产物。这个过程或快或慢,一直持续到今天。从社会学的视角,我们更关心的不是新城镇盖了多少高楼,而是农民市民化的合理途径,和农民市民化以后的就业和生存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是人的城镇化。

《环境与生活》:据你们的研究,我国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市民化都有哪些途径?

李强:据我们调查,向城市转移的农民类型,主要分为流动人口、失地农民和在地农民。根据他们市民化的方式,又可以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两大类。被动城镇化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征地安置”,实现农村土地的城市化和农民身份的“农转非”。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只是被动地接受城镇的户籍身份和城镇的生活生产方式,工作上多是就地转业。而主动城镇化,是指农民自主选择进入城市的城镇化过程,具体途径一是经济途径,比如投资进城创业,购房入户;二是政策途径,比如政府安排的小城镇落户;三是人才竞争途径,如考大学、在城市找到长期稳定工作等。

《环境与生活》:那么,进了城的农民和真正成为市民,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李强:事实上,近20多年来,社会学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不同研究阶段的差异,突出体现在对这个群体的地位界定上:一开始学术界把农民工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后来界定他们为城市“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到现在把他们叫作“城市新移民”。研究者对这个群体的主体性地位认识的变化,反映了这个群体从农村进入城市、逐渐转化为城市新居民的历史进程。

移民社会学理论认为,大部分移民可能需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达到融入社会的目的:①蜜月期,②文化震荡期,③初阶适应期,④孤立或沮丧期,⑤文化融入和接受期。这一理论是基于一般性的移民过程而言的,对大规模进城的农民群体来说,要完成市民化的过程,需要满足三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在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保障;二是心理条件——能够顺利渡过城市适应期,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制度条件——农民与土地的联结足够弱化,和城市接纳制度的形成。
 
应淡化户口的价值

《环境与生活》:您所说的“城市接纳制度”,是否主要是指户籍制度?

李强:推进城镇化或者说农民市民化,首先面对的就是当前我国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其实,户籍制度建立之初,其主要功能是进行人口信息登记,了解人口情况,进行身份证明,维护社会治安。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户籍开始逐渐地与各种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基础,而户籍管理的目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保证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户籍管理开始逐渐地朝着加强控制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方向发展。因为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严格控制和管理,所以已成为当前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瓶颈。我们有两个建议,一是未来户籍制度改革应逐步转换户籍功能,把人口登记和公共服务的功能放在首位,将人口迁移管理和控制功能进行弱化,使户籍制度向更加有利于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改善公共事务服务的方向发展。二是逐步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利益,淡化户口的价值。

《环境与生活》:“淡化户口的价值”,这个提法很新颖。现在的户籍制度,似乎是把人分成了不同等级。

李强:事实上,户口等级差异之所以会形成,其根本在于户口中附着了太多的社会利益,进而导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户口价值出现等级分化。近些年来,虽然各地户改都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所以并没有使户口的价值意识淡化,反而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所以我认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依据难度大小逐步使其与户口“脱钩”,为户口“减负”,淡化户口价值,消弭户口差异。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从“注重形式”向“更关注内容”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从“注重数量”向“更关注质量”的方向转型。

当户口中附着的利益越来越少时,户口价值意识就日益淡化,户口的等级差异就会消弭,农民市民化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以子女教育为例,子女教育无疑是当前户口中最核心的利益。如果子女教育能与户口逐渐“脱钩”,不存在户口的限制,那么势必为农民工市民化扫除了最大的障碍。相反,如果子女教育继续嵌入在户籍中,并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进行不公平分配,那么一切户籍制度改革都只可能进一步固化户籍制度,拉大户口等级差异,也会阻碍市民化的进程。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应当是渐进的过程。在现有条件下,放开中小城镇的户籍限制,应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警惕大城市资源环境超载

《环境与生活》:有数据显示,北京每年的新进居住人口多达60万以上,而这样的速度连续呈现了1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现在国家主导的城镇化方向,会不会使许多大城市的资源环境超载,最终不堪重负?

李强:我国巨型大城市的人口超载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使得我们在政策上处于很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我们试图淡化户籍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没有户籍的约束,巨型大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超载。解决的出路只能是大力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课题提出积极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上是认同“县域”概念的,如果有发达的县域经济,人们就会到附近县城就业定居,而不是远途迁移。大量的转移人口进入县城和中小城镇,可以大大缓解巨型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当然,这需要切切实实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县域的就业机会。

一个不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庞大社会阶层,必然给中国城市发展增加不可估量的政治成本。所以我认为,“就地市民化”或“就近市民化”,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市民化路径。一方面,让部分农民到中小城镇进行市民化,可以缓解大城市存在的巨大人口压力,避免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来说,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是过高的;而中小城镇的生活成本则相对较低,更符合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

所以,全面放开中小城镇的户籍政策,降低户籍准入门槛,给农民就地或就近市民化创造条件,应当说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来源: 环境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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