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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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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下一步改革必须面对“得罪人”的难题

2017-12-27 13:59:13 | 贾 康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将迎来其40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笔者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此作简要的考察与讨论。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中国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只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浑然不觉,兀自陶醉于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落日辉煌”之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颓态毕现,自此一路积贫积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海战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20世纪百年间,终于有三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为古老中华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时也将强有力地影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

     正如科斯生前所评,中国的奋斗也是世界的奋斗。在最主要的相关经济体“你追我赶式”大国崛起的世界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可望成为最典型的“和平崛起”、与竞争方“共赢”的文明升级案例。

     中国目前所处的进而联通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这一历史新起点,是在充满曲折坎坷、血泪歌哭、牺牲磨难、前赴后继而不懈奋斗的百余年之后,决定性地拜改革开放之功而得以达到的——前人的努力中,从不缺少悲壮、激越、舍身成仁、慷慨取义和惊天动地的英勇行为。但在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成效方面,却从未像改革开放40年这般,使复兴之路越走越宽,令全球瞩目。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第10位之后,已一升再升而达到第2位,人均国民收入则已从原来的仅数百美元,不断增长至8000美元以上,成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有希望在未来1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高瞻远瞩谋划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宏伟战略目标,在前两步已提前实现之后,未来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为阶段性节点,后以综合国力、软硬实力的可持续提升为现实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落实于“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梦想成真。

     在时光流逝中,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以及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检验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潮流中,中国人是以改革开放的壮举,极其明显地缩小了与现代化前沿状态的距离,在追赶文明发展潮头的过程之中,意欲“后来居上”,并且顺应“大道之行”的客观规律,于创新中实现“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进步,前行的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鲜明地表现在但又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这种进步是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推陈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关和紧密结合的。已有论者(如旭东)试图总结锐意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启动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贡献与进步。这些贡献与进步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几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呼吁解放思想,以极大的魄力为开启民智打开了“魔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指导着国人冲决原来本本主义盛行、条条框框充斥、思想观念僵化的落后愚昧状态,可称惊天动地、振聋发聩,是中国否定愚民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先决性的伟大转折。尽管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将“七嘴八舌、见仁见智”,思想解放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还会表现为“鱼龙混杂、沙泥俱下”,但这是历史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关键性的前提。

     第二,以市场化为取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直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通过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施多种放权简政措施,打开无数微观主体发挥聪明才智的潜力空间,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显著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而使神州大地迅速地改变种种落伍状态,旧貌换新颜,实力得以大增。

     第三,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这一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使得社会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务实以实干兴邦,创新而新意迭出,摒弃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进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质利益原则和致富努力与承认私有产权保护等社会的投资、创业环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为积极和正面的词汇,落实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社会广泛的实干行为中。

     第四,认定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实行开放走向世界,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相应地在外交思想上实现重大调整,从意识形态标签第一转变为国家利益第一,使中国有望从意识形态高热的国家转为走向正常国家,也得以从边缘国家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第五,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推法治、讲稳定、限特权、优治理,允许文学艺术领域的多样化、社会成员偏好的多元化、基层社会管理的自治化,使社会组织和运行走向现代化轨道。

     第六,执政党的党内生活从残酷的政治斗争转向较温和的家长制管理,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领域开启现代化进程。

     第七,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废止把国民分三六九等、标明“黑五类”出身的血统论,为人权、民主等现代文明概念与规则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

     第八,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发展教育,振兴科技,走创新型国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发展”成为推动现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简要提及的改革新时期从思想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诸如此类的巨大进步,引出了40年建设发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与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数千年文明史、全球200余个经济体为参照系的全方位进步与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同时,亟需指出,在中国业已进入的改革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问题所在多有,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情况下,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其挑战性有目共睹。继续消除僵化观念的束缚和“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极大的胆识、魄力、责任担当和高超智慧。

     中国的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长跑,我们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谓任重道远。简而言之:中国经济的总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升级版,尚未解决;改革启动了使许多人受益的创富运动,但如何很好地普惠于全体社会成员,尚未解决;全面法治化取向下,发扬人民民主的要求十分明确,但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还存在很多难题尚未解决;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取向和物质利益原则,形成充分的激励,但如何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和成功地限制“为富不仁”,仍有一系列纠结尚未解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先富”势头形成之后如何很好地调节个人、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异,有效推进“共富”进程,尚未解决;政府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以更好、更有作为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确有必要,但以什么样的机制施行好这种政策措施而防止权力的任性与扭曲,尚未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领导干部的“待遇终身制”如何改变,尚未解决等等。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全球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确实在开始挑战美国。表现在总量上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超越日本以后中国现在已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们已注意到,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在美国后面占领第二位置的经济体,都会受到非常明显的“老大的打压”。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了。

     真正说“超越美国”,不应认为这是仅在总量上就能够体现的一个历史过程。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多少年以后中国总量上将要走在美国前面。这个过程,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有可能实现。

     但是中国真正要超越美国,一定是主要依靠总量之外相伴随的增长质量、综合国力,还有在物质层面的种种发展支撑之上的软实力、巧实力——这涉及文化意义的、总体上带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的一种通盘实力的形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现在看还相距比较遥远。

     中国当下需要清醒意识到: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是新兴经济体的领头雁,但是在总体综合评判上,总量并不说明关键问题。美国仍然是高居于发达国家、现代经济体前列的世界头号强国;中国不过是一个表现着追赶的特征、已经有一种挑战意味的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经济体。

     一高一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均势,就是经济的大循环中,作为主要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利益上似乎谁都离不开谁了,但是国际竞争可不只是讲这个层面,它有更加复杂的内容。中国如果不能够把自己对冲种种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发挥出来,比如说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改革和创新所焕发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实际推进到创新型国家轨道上并且在节能降耗等方面实质性地往前走,以及中国如果不能够在若干年内实质性地在反腐败、反过度垄断方面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好自己的事情等等,那么这样一个质上的超越其实是很难设想的。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长期的、历史性的长跑过程,最后才能看结果的高端和低端的竞争。所以必须强调:中国今后的现代化,主要是面对一个质的挑战。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性意义的是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增长质量。而且认识和评价这个质量,要进一步推升到整个民众所认同的、带有幸福感和人文评判特征的,以及其他相关文明因素相融合的一种综合考量。

     在“长跑”中不失时机地解决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正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时所面对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不我待。

     三、现阶段改革发展的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相交织。在中国各地稍作些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在30余年高速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正合乎一般规律地转向“新常态”的新起点。

     经济增长在基数今非昔比的“大规模”特征下速度不可能延续“两位数”高速增长状况,正在转为“中高速”,然而继续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仍在各大经济体中首屈一指,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给人印象深刻。但与此同时,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是日趋明显、咄咄逼人。

     雾霾已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地方某些扩大建成区的拆迁和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往往演变成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不可忽视,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不少其他经济体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现过的“端起饭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的特征。

     第二,经济运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6.5%~7%的区间,“新常态”的“新”已明确,而“常”还有待达到,即还未像模像样地完成触底企稳。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正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难度加大等等。

     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跟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在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等方面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兴利除弊效应),而使所有这些红利能够如愿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号而变为现实,进而可综合性地凝聚成为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

     已经受一系列改革洗礼但仍存在艰巨改革任务的国有企业,同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随之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潜能、活力,必须依托改革摆脱羁绊而更多贡献其“正能量”。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企国资体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实在无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我们应力求争取的是今后尽可能长时间实现6.5%~7%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打造出结构优化的增长质量“升级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实施1994年宏观层面以财税为重点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后以“入世”锁定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90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前步履维艰。党的十八大之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动手术”“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阴晴变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问题的赛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为“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对方,但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交出答卷的历史性的考验。

     第四,力争使改革于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改革新起点和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来引领的“新常态”的关键时间安排。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发展,那么以创新驱动带来“动力转型”,以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和制度供给更有效地支持升级增质,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为实现中央明确给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设计。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将注定成为指导改革深化中披荆斩棘过大关的又一次历史性会议。

     四、全面改革中攻坚克难的压力、动力与可用经验

     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在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这是在关乎“中国梦”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命运的经济社会转轨“未完成”,而攻坚克难的改革势不可免情况下,必须确立的重要认识和关键要领。抚今追昔,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届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邓小平同志南巡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第一,从压力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十年浩劫”和传统体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第二,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沿着20世纪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80年代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第三,从经验看,其实80年代后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以及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

     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迎接现代化伟大复兴

     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邓小平同志南巡已25年。在经历了南巡带来的整整20年日新月异、年均增幅超过10%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在近年间步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一般规律的“新常态”。在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的洗礼之后,2016年以来的国际局面,更是“黑天鹅”乱飞,国家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似乎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当下在“矛盾凸显隐患迭加”的纠结与迷茫中,在“惟改革创新者胜”的新时代召唤中,中国尤其需要重拾邓小平同志南巡时锐意改革的闯劲、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决的问题,在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讲,是终于由邓小平同志一言九鼎地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

     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去意识形态”地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了以解放思想而后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奇迹”。南巡被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并注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巡讲话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南巡讲话精神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文明一路发展提升的沧桑正道,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之后完成奋起直追再造辉煌的生命线,也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点晴之笔、思想精髓构成了其浓缩与示范。要发展,只有创新;要创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我们的“最大红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担当与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结合,涉激流、过险滩、啃硬骨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攻坚克难。

     这些与南巡的精神内核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央新近凝炼的现代发展理念的第一条:作为“第一动力”的是创新发展,以此来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作为发展归宿的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的同义语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但在制度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确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区,在前面30余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逻辑和大方向,有胆有识、务实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深化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为此,我们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第一,需要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用完,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

     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是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晚年所说,当发展起来之后,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

     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攻坚克难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与“扁平化”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从官员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

     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鼓起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勇气,却正是要求改革者牺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同时中国社会必须进一步强调给改革者“有所作为”空间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并加以矫治。信息时代的“自媒体”功能加上网上“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传播效应,正面说是使当下观点的多元化表达十分便利,反面说是使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思想和舆论宣传中的挑战性问题。

     于是在改革“步履维艰,综合疲劳”的深水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同志称作“一大发明”的务实明智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亦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充分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规律。

     思想讨论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应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锁定“包容性发展”、国民“走向共和”的思维根基,也应构成思想解放在新阶段上文化宣传管理部门(官方)与受众(社会公众)的底线共识。习惯于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舆论管理而作出不讲道理的硬性压制,逆党心、失民心,有百害而无一利。

     新的思想解放,应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中共优良传统和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用好用足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巨大思想空间,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弱智,开阔国民心态,从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之路。

     第三,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并力求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偏狭嫉妒、固步自封、热衷于拉关系搞小圈子、讲排场重形式忽视内涵……凡此种种,都是改革创新的大敌,尤其是诸如此类的陋习积弊,一旦与公共权力结合,更是祸害连连,误事误人,伤国殃民,亟应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针对性地引出官民思维特性的良化发展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改造,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弘扬光大,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支持改革、振兴中华。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长跑,我们就必须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战略耐心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坚持,去逐步实现她;既然中央已清晰地判断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处于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阶段,并做出自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规划,那么攻坚克难、以全面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而对接“中国梦”,就应该成为纪念改革40年的主线与主题;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树立起来使之合法化”的除旧布新过程,那么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微观主体的创新试验、“摸石头过河”中的试错式首创与“自下而上”及时的经验总结,就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和“攻坚克难”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战略方针,我们必须澄清思想迷雾,力求决战决胜。改革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进入深水区后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实质性推进,首先便是调整制度结构、优化利益格局的问题。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经济学学理并具有鲜明指向性的。实际生活里,在改革如履薄冰的艰难推进中,既有以供给侧改革为名实行非理性、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加强供给管理”的扭曲、变态、变味,也有把“供给侧改革”与“深化体制改革”对立起来而横加指责的紊乱认识。我们应以合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给管理与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相关的思想迷雾和防止以供给侧改革为名滑入“搞新计划经济”误区,把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作为决战决胜的核心任务。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这一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完全有理由引用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所给出的一段著名的预言,来展望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前景:改革开放所指向的“中国梦”,已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让我们以万众一心的奋斗来迎接!

     (本文发表于《全球化》2017年第10期,为“改革开放40年”征文;来源:新浪网;网址: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7-12-27/zl-ifypxrpp4496682.shtml?cre=sinapc&mod=g&loc=2&r=0&doct=0&rfunc=97&tj=none;转载时间: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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