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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樊纲: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就业

2009-08-29 15:48:13 | 樊纲

樊纲:飞驰的经济人生——专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人生犹如登山。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世上最难攀越的山,即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樊纲的人生经历颇富有传奇色彩。“文革”开始的时候,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学刚毕业的樊纲来到了北大荒。少年樊纲以一种磨难式的开始拉开了他的“经济人生之旅”!


40年后,当樊纲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等要职,俨然登上事业的顶峰时,回望山下的风景,格外感叹。


日前,樊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的经济人生之旅。

 

上山下乡是一种性格磨练

 

中国经营报: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你也来到了北大荒,当时是不是很苦?


樊纲:从学业的角度,确实艰苦。从16岁开始,到25岁,8年半时间,在那儿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时期。那时是零下四十几度,受了不少苦。最重要的苦,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城市,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有的不取决于自己,所以不光是皮肉之苦,精神上是迷茫的压力,读书都不知道读什么。


中国经营报:现在回忆起来,是否有所感悟和所得?


樊纲:后来不断有人来采访我,问这些问题,说是不是通过这种生活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中国,受益菲浅。这其实是一种浪漫化的想法,在那场上山下乡中,那可是涉及100万人,十届学生,就出了这么几个人。绝大多数人回来后,在街道工厂呆呆,就完了。有人说这对研究提供了经验,但这些经历对社会科学有用,对自然科学没有太大用。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实际上是一种性格的磨练。现在的那一批人生存能力很强,能过日子,但不富裕。包括以后下岗的,两眼一摸黑,找生路,想办法,这是一个锻炼。但仅此而已。


中国经营报: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吗?


樊纲:当时接触经济学,主要是学马列,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学。在马列的三大基础中,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当时,哲学很有用,但很宏观,政治经济学逻辑很严,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了。当时读了不少东西,写了不少东西,没有发表,内部也进行一些争论。

 

人生的转折


中国经营报:什么是你人生的转折?


樊纲:上大学就是我人生的转折。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插队,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大学考不上,后来一辈子就是另一条路了。


1982年河北大学毕业后,我考到社科院上研究生,这也是我人生的重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可以到国家一流的学府从事研究了,可以接触一流的学者,直接听他们的课了,视野更宽阔了,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研究生是6年啊,硕士、博士,学西方经济学,逼着读书。我当时的导师是朱绍文,日本东京大学早年毕业回国的,是专门研究思想史,对我读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那个时候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读了一大半辈子该读的书吧,包括各类古典和经典著作,历史上大经济学家的基础理论。


中国经营报:1985年,你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几乎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樊纲:1985年,我当时比较幸运,读博士的时候,社科院把出国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样就把学业和出国结合起来。在那儿,跟着他们做作业、考试,应该是一个磨练。我真正对现代经济理论有悟性,是那个时候达到的境界。这脱离不了在社科院和大学的基础,最后一跳是在哈佛。收获很大,当时完全用英文听课、做作业,时间短,20个月时间,想到是最后一次系统的学习,确实花了功夫。


当时上高级宏观和微观博士生的课程,不是教课书,而是论文,是经济学最前沿的东西。这样,掌握了前沿的东西,又面对现实的东西,使我看到现实和前沿的关系,使我反思,中国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前沿关系的问题,有一个融会贯通,就在那儿完成了。


中国经营报:有没有什么遗憾?


樊纲:遗憾,最后没有拿一个美国一流大学的学位吧?当时回来了,拿了社科院的博士。反过来想,如果拿了美国的学位,也许就不想回国了。而且当时,我想回国做点事情。


我们这代人,中国情结很重,通过系统的学习有点悟性,希望用理论的方法加以阐述、分析中国的问题,当时正是做事情的时候了。所以下决心要回来。回过头来,我并不后悔,用你们管理学的话说,我觉得人生并不需要走同样的路,要走差异化的道路。回国后,我个人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了点事情,不后悔。

 

打通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回国后,你在学术著作和政策研究建议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你如何打通这两者的关系?


樊纲:我觉得两者不冲突。要理解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关系,这是根本的。首先要理解这一点,才能打通这两者。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者要咬着牙走完这个过程,思想的过程,去悟的过程。然后,确实要关心现实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看待,同时,你不是一般的官员和企业家,是一个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在解释过程中寻找对策的人。所以,必须用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才有对策。


中国经营报:谈一谈你比较有心得一项研究?


樊纲:理论和现实意义都很大的是几年前在社科院《经济研究》发表的一理论论文,关于改革的路径问题,是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这篇文章被别人翻译过了两次英文发表。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循序渐进,就是说改完这个,再改那个。但是我们提出了现实各种制度之间互为条件,互为约束,你不可能改完这个,再改那个。各种制度要素是相互依存的,A没有改,B也不可能改好;反过来,B没有改好,A也不能完成。所以要同时要推进ABC各方面的改革。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各方面的改革还要相互协调,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不同的体制改革有一个时间问题,旧体制的破坏往往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新体制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制度经济学把制度演变时间的这个维度忽视了,忽视了不同制度改革需要不同的时间。


过去我们有个争论,改革先改价格?还是市场?还是企业?实际上都必须要搞,要同时推进,有的需要时间更长,有的要进行更充分。同时要关注时间的变量,新制度需要时间,各种制度改革需要协调,否则会出现紊乱,就是经济学上的不协调成本,然后经济会出现乱象。那么这篇理论论文,针对现实问题,而且对我们现实的改革,都可能得出重要的结论,可以成为制定政策的一种理论参考和依据。


中国经营报:大家说,金融危机下,经济学家最抢手,能否介绍你的日程安排?


樊纲:现在杂事太多,会太多,兼职多了点,没办法的办法。1996年我离开了社科院,到体改研究会做副会长,在下面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研究所,我本人的档案仍在体改研究会。然后到深圳综合开发院做院长。最近新建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智库,我去做首席研究员。同时我在社科院和南开带博士,现在在北京大学商学院任兼职教授职位,是要讲课的。事情比较杂一些,但我尽量多做一些研究,领导一些研究小组。


最近刚刚做了两项研究。一是中国储蓄和消费平衡的关系,是一个实证和对策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财税体制要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二个是全球变暖、低碳经济的研究,各国怎么定义责任和义务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人均历史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前大家都认为生产排放,但是现在生产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消费转移到了发达国家。从长期来讲,这个责任要归结于消费者,我们提出了世界各国的合作框架。

 

中国经营报:你现在最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是什么?


樊纲: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这是根本性的问题。金融危机来了,农民工失业,返乡,这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倒退了。创造大量的就业才能发展中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咬着牙往前走,走完发展的进程,所有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现在流行的词是以人为本,经济增长后,人们有没有一个体面而且有收入的工作,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而不是看能不能得到政府补贴,


工作之外的人生


中国经营报:工作日程这么紧,你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


樊纲:我当年是最早的音乐发烧友,古典音乐、乡村音乐、爵士乐,都很喜欢,现代的中国流行音乐也会听一听。但是没有时间多弄这个事情,当年从美国就带回了500多张大黑唱片,现在都成古董了,那个时候刚刚有CD。


然后是运动,有时间就去打网球和羽毛球。出差的时候,在酒店20多分钟锻炼。有时候出差开会,有时间,就走两个小时,又是旅游,又是锻炼,保持精力。


中国经营报:在消费观念上,你对品牌有什么理解?


樊纲:一般。我对品牌不是特别的看重,主要是看重性能。因为有经济学的习惯,要看性价品,我个人不是特别非得什么就消费什么。各个品牌竞争,要被大家信服,还要看能不能最小的成本,提供更好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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