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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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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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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9-10-14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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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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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的关系—改革能够改善供给、扩大内需、刺激增长

首先,前面有专家提到了,过去30年,我们的经验之一是,遇到困难就推进改革。我的研究发现,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一推进改革,经济就升温,甚至是过热。

例如,1978年、1979年,改革开始起步,形势非常好,然后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

又比如,1984年,当时改革的形势非常的好,扭转了计划经济的回潮,但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

再比如,1988年的时候,改革的形势也很好,要价格改革闯关,决心很大,结果通货膨胀高企,经济过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形势大好,但是经济很快过热。

这是过去的大规律。

其次,要正确总结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宝贵经验。

1998年的经验实际上我们是“三板斧”:一是扩大内需,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二是加入WTO,全面对外开放;三是加大改革力度,全力推进改革。

在改革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重要事情。

首先,在国企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决定。国家经贸委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奋斗目标。

其次,在促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赋予民营企业出口经营自主权等等。

再次,一项重要改革就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

再有,还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银行剥离14000亿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改革做准备。

最后,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等等。

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再加上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加入WTO的因素,促使中国经济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步入快速发展轨道。这是从历史经验来看。

二、关于当前改革的重点

我们现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要增加政府投入。为了确保政府投资的拉动效应,应当确立一个原则,就是哪个领域政府投资大,哪个领域就应该作为当前改革的重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政府投入和体制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

关于当前改革,我现在想到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快金融安全网建设。

金融安全网有三大支柱:一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二是统一的综合监管;三是不断加强的存款保险。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首先是美国的金融安全网出现了一系列漏洞,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其次是国际金融安全网几乎不存在,具体也不去讲了。

这里重点讲一下关于中国的金融安全网建设。我认为,至少应当有三件事情要做:一是规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把货币政策委员会变为决策机构,以使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决策。

二是需要改革金融监管部门。能否早日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综合监管部门?近期内至少要尽快成立监管协调机制,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因为从国际趋势上看,统一的综合监管部门是一个大的趋势。

三是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尽早成立存款保险机构。这方面也需要加大投入,要防患于未然,要加大改革力度。

其次,关于社会安全网建设。

应对金融危机,首先应当把社会安全网建立起来。然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也需要加大投入,因此也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要注意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地区间的“碎片化”问题,就是不能够跨省“漫游”的问题。二是对象间的“碎片化”问题,就是如何整合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三是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这方面各级政府能不能有一些作为,比如农民工的失业保险。

现在一些学者在反思罗斯福的“新政”,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争论比较多。我个人认为,罗斯福新政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方面现在有争议。另外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把银行倒闭风潮给控制住了,稳定了银行制体系;另外一个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让失业工人有饭吃,把社会稳定住了。

我们现在对罗斯福新政中的金融安全网建设和社会安全网建设重视不够,应该进行全面的评估。

再次,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尤其是铁路体制的改革。

很多人讲,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是投公路,这次应当投铁路。但是现在铁路的管理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政企合一,铁道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还是规则的制定者,所以亏损严重,政府大量补贴,服务质量还差,安全隐患也大。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投两万亿进去的话,就只能是两万亿,它带动不了社会资金的进入。所以,要加大力度,把这个铁路体制彻底改革。日本当年进行国铁改革的时候,把国铁分为7个公司,6个客运公司和1个货运公司,引入民间资本,加强竞争,然后扭亏为盈。

最后,关于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

这次为了给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终于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去代发的话,就容易干扰市场信号,隐藏风险。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是要把地方已有的债务摸清楚,并尽早化解。几年前我们曾经提出,趁着中央财政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尽早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第二要进行试点发债,有一些地方这些年的地方财政做得比较规范,就应当让他先试点发债。比如广东在地方财政规范方面作了很多事情,能不能让广东先行试点?第三个是修改《预算法》。这个事情必须做,才能够依法办事。

总之,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地方政府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的问题。

此外,此次各国实行刺激经济政策,其实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绿色新政”。各国都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尤其美国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有比较明确的指向。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最初的初衷是想扶持像电动汽车这类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国务院领导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委托给有关部门去做时,结果就出来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产业振兴规划,连已经过剩的产业的振兴都提出来了。结果使得我们的产业振兴规划乃至整个刺激经济计划都缺少一个灵魂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最后,我们现在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改革在做的时候,让部门去做,结果很容易做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改革在组织体系上没有“抓手”,缺乏专门的改革机构去落实。因此,改革本身有一个组织机构去落实的问题。现在的形势是,中央领导对改革的定调越来越高,30年经验总结,定的调子很高,但是每一项改革去做时就会发现,要么是没有人去具体落实,要么是把部门利益都塞进去,把改革做歪。

其实,我们每次谈到改革,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就是体制改革的组织落实问题。所以,能否恢复独立的体改委已经成为考验政府是否真心希望改革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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