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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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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经济危机深化改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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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3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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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经济危机深化改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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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来的全球的经济衰退,有一个背景我们不能忽略,我们实际上是在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危机的背景下遇到了这样一场全球的经济危机。联系到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问题,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现在和今后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四到五年以来,改革在重重阻力下一直难以深化。我们这样一个渐进改革的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局限,到了改革的半途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渐进改革的好处是不用说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改革道路,这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不要忽略渐进改革本身所具有的局限。什么局限呢?我们的改革总是在进一进、退一退和大量的妥协当中来进行,这就使我们的改革在很多措施上往往都是不彻底的,到了改革中途,最容易出现的战略风险就是停滞、反复,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一方面经过一定的改革时期,成效显示出来,包括国力增强了,包括社会财富增加了,日子好过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渐进改革的特点,由于旧体制因素在半截子市场体制中的大量存在,既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又带来损害民众权益的问题,于是在实力增强的时候又面临很多突出矛盾。这几年我们恰好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使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了。

第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显了我们改革危机所带来的问题。例如大家一直在讲扩大内需的问题,实际上内需问题、消费需求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收入结构的问题,收入结构的问题实际上又是生产结构的问题。若干年来,在初期的改革达到一定成果以后,出现一些相反的情况甚至相反的趋向,包括今天上午一些同志提到的国进民退的情况。由此带来的生产结构,比如重化工业,一方面既有我们工业化发展阶段上的特点问题,另一方面和我们国有经济重新扩张有关系。在这种生产结构之下,一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收入结构的问题,也一定会造成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危机把这样一些问题凸显出来了。正确的方向应当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尽管原则上大家都知道,也都强调我们在反危机的时候不能忽略改革,但是实际上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经济危机的冲击,除了对我们增长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以外,一个很可能的影响在于它会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改革危机。

一是从历史的情况来看,往往是在出现危机、出现问题、出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日子不太好混的时候来改革的。日子一旦好过了,往往就不想改了。这就是我们改革在半途上停滞摇摆的一个原因。但这时遇到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又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首先要反危机,是要救急,这个时候又可能出现顾不上改的问题。现在我看好像很多措施的出台就反映这一点。首先我们要保增长,首先要解决一个反危机问题,改革好象一时顾不上了。所以,日子好过的时候不想改,碰到危机了,要救急又顾不上改,这样就可能进一步深化这些年的改革危机。

二是虽然面临危机我们日子是困难了,但是另一方面来看,日子还很好过,政府手里的财力很大。这样就可能带来一个影响,政府认为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危机、解决危机,包括4万亿投资,4万亿不够,再进一步增加,再来一个4万亿等等这样的经济刺激方案。过去碰到危机、碰到困难,不得不改的时候,那是真的日子混不下去了,政府也没有办法,政府手里也没钱了,这个时候不得不求救于市场,“允许”民众自主创业等等。但是现在政府手里有钱,“弹药”是充足的,于是带来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政府行动中,包括宏观调控中,一旦要强调紧缩的时候,首先打击的是民营经济;一旦强调扩张的时候,重新扩张国有部门,这样导致一个和改革方向相反的趋势。所以,国进民退一步一步强化。

三是现在的社会思潮的状况对于深化改革非常不利。问题在于当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多矛盾的时候,这种社会思潮还不断地滋长,从而会对决策层构成非常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改革也是非常困难的。从这几点来说,我们要非常注意经济危机会深化改革危机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改革往往只剩下口号了,要实际推进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根本的认识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改革以来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过,就是怎么彻底地认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根深蒂固的“国家控制”的观念,我们所谓放权、让利往往是在没办法的时候才这样做,只要有办法总是试图重新收权。所以,当改革到二三十年以后出现的趋势就是与最初的放权、让利相反,就是收权、争利,特别是一些利润丰厚的行业,更是一定要把它控制在国家手里。“国家控制”的思想根深蒂固,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关系的深化构成很大的障碍。在这一点上,甚至我们的经济思维比政治思维落后,例如当我们要论证国有经济调整的时候,我们往往也要强调尽管国有资本从一些行业、一些部门退出了,但是控制力不变,我们可以以更少的国有资本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社会经济,强调的是控制。从我们政治思维上来说,我们不可能提出之所以需要公权力是为了控制民众的权利,为了控制社会,总是强调公共权利是为社会服务的。但是在国有经济的问题上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它就是要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经济思维比政治思维要落后。不改变这样一种总是以“国家控制”为主导意识的状况,我们的半市场经济体制很难发展为完备、完善的市场体制。

有一个建议再提一下,可能不当,姑妄言之,就是决策层的一些重要会议,例如每年的中央全会,是不是不一定每年都要另找一个题目,另做一篇大文章?迄今已经作过一些很好的关于改革和发展决定,每一年是不是就来检查一下,对照一下,我们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的怎么做。例如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经济的决定都很好,是不是现在每年回过头来看一看,提出了哪些任务,每项任务落实情况怎么样,哪些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制定进一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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