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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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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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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09-03-23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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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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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几点看法。

第一,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是我们有可能做到“独善其身”。所谓独善其身,就是说中国有可能第一个走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走出这场危机之后,我们的经济比危机之前结构更为合理、可持续性更高。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有很多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而且是组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这是很多小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我们在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率非常高。我们现在讲我们的困难,是经济增长率从12%掉到6%7%,我们现在要“保八”。很多国家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可以达到5%或者6%就已经走出危机了。我们在危机前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长率,我们整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最后一个,也是全世界都很羡慕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财力非常雄厚,我们可以迅速地拿出一个4万亿的刺激方案,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做不到的,有些发达国家也会非常困难的。所以总体上说,虽然有这场危机,大家看起来都比较困难,但是从全球来看,从国外看中国的话,大家仍然认为中国有可能第一个走出这场危机,而且走出来以后比危机前经济实力更强大。

第二,危机前我们已经认识到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过度,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这场危机将来是什么结果,我们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不可能再提高到危机前那个水平了。我们在危机前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一方面有汇率的原因,另一方面有美国过度消费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形成了这样一种所谓的中美之间的互补性的失衡。危机不管是什么结果,这个失衡不可能再恢复。我们在外部需求方面由于这场危机所损失掉的这一块,大部分可能回不来了。这一点现在应该说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这对高度依赖出口的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恐怕从现在开始要考虑应对长期性的外需下降。

第三个问题,从国内需求的角度来看,有一个问题是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这也是我们危机前一直强调的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这些年存在的问题,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过度依赖投资。我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所谓“过度依赖投资”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事情,消费对GDP支撑的比例在逐步下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的投资增长正在迅速提高,2004年以后是一种直线上升的趋势。从这个角度,大家都说过度依赖投资。但是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去问一下,中国的GDP对投资的依赖怎么样就过多了?多少最合适?多少是过高或者过低?实际上我相信也没有什么特别标准的答案。当然,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需要的投资比例(ICOR)迅速直线上升,肯定是不正常的,但究竟投资怎样才正常,恐怕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很多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都在迅速提高,或者说很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依靠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主要依靠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投资比较快地增长,应该说有它正常的一面和合理的一面。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看我们GDP增长一个点需要多少投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恐怕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关键还是要看投资的效率和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我想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指标。至少从理论上说,如果投资是过度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投资回报率长期来说一定会下降,创造就业能力也会下降的。如果投资回报率很好,创造就业能力很好,它就不存在过度的问题,这个投资就算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要害的问题是需要保证我们的投资一方面有效率,一方面要能够创造就业。这个问题说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刚才几位都谈到就业问题,我曾经弄出来两个图(今天没有带),就是比较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把1998年以来的三个数字画成曲线,一个是工业增加值,一个是固定资产净值,一个是职工人数。从两个图中曲线看,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都是飞机起飞的轨迹,而就业这条线国有企业是飞机降落的轨迹,而非国有企业也是飞机起飞的轨迹。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国有企业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是非常弱的,而在非国有企业,产出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是同步的。这背后究竟什么原因?樊纲上午提到一个解释,国有企业处在经济的上游部门,有垄断势力,大量垄断利润存留在企业,有很多钱没地方花就去投资,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这个资金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问题提示我们,从理论上怎么样保证投资既有效率又能够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只有两个东西:私人产权和市场机制。投资者如果是私人投资者,他自然要讲究效率。现在国家手里控制的投资资金包括国有企业控制的投资资金金额仍然非常大,这部分投资可以不要效率。再有就是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应该有充分的灵活性,这样才能保证投资确实有效率。

说到劳动力市场,刚才劳动部的同志谈到灵活性和安全性的问题,说我们前些年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有余、安全性不足。灵活性有余我不知道,但安全性不足确实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地区和产业,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有可能是严重被低估的。比如珠三角地区招一些民工,给这些民工1个月1000块钱,对一个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就是1000块钱。事实上这个民工在这儿工作1个月真实成本并不只是1000块钱。之所以这么便宜,因为他还很年轻,才19岁,还用不着考虑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他不用养活自己的父母亲。老一代民工现在都不出来了,因为劳动力市场给他的报酬已经没有办法让他能养家糊口,他的真实成本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实际上我们是依靠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没有养老的问题,身体健康,也没有多少看病的问题,也不用养活父母亲,也没有孩子,所以给他800块钱、1000块钱就可以打发了。所以,很多行业高生产率、高利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高回报率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扭曲也可能制造假信号,以为我们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过度投资。

所以,如何保证投资是适度的投资?根本的路径还是依靠私人投资,依靠市场机制。现在总的气氛正好是相反的,总的气氛是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产业政策、强调政府对各种投资的操控,政府官员叫“整合能力”,全世界都没有我们这样强的整合能力。我们整合能力很大程度就是政府操控投资方向的能力。如果还是这样一种体制,很难保证我们的投资是一个合适的投资。

第四个问题,在这样一个经济格局之下,刺激经济增长基本的路径应该是不增加短期的生产能力、着眼于提高长期竞争力。刺激经济的投资方案,究竟投在什么地方?应该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不增加短期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不能用新的过剩生产能力来回应危机。但是要投资于长期竞争力的提高,或者长期生产率的提高。按照这个原则框下来,我觉得有三个领域应该是经济刺激方案投资的重点:一是基础设施,我理解我们4万亿盘子里绝大多数都是基础设施,都不是新增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二是虽然我们口头上很重视、但是一直实现不了的,世界银行叫做“投资于人”,就是对人的投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方面嘴上都讲,但是到分钱的时候仍然是薄弱环节。刚刚看到网站上说教育部的人讲,“12年义务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当然网站上、媒体上报道说谁说了什么,也不敢轻易信,也没有看到教育部是根据什么来讲这个话的。但是如果教育部真的是这样的观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值得考虑的。经济实力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说12年义务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财力承受不了,这恐怕说不过去了。三是通过海外收购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目前在我们国内大家讨论很多但是没有非常系统地提出来的一个事情。在过去七、八十年代几次危机当中,韩国、日本、台湾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在西方经济处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日本、韩国或者台湾的企业到西方去收购,通过收购来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台湾有很多代工企业,美国企业出现问题以后,台湾人手里有钱就把它买过来,买过来以后立刻由代工企业变成有自己一定的知识产权的企业了。国际上很多专家认为这个路应该很宽,中国有这个实力。他们是不是高估了我们中国企业的实力,不敢说。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危机再持续一两年,美国和欧洲大量技术先进的制造业的骨干企业都会陷入财务困境。不是因为他的产品卖不出去,不是他的技术被人淘汰了,而是因为他没有现金了。这是最理想的收购对象。一切都是好好的,就是缺现金,而中国人不缺现金。我们的企业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一部分海外并购的案例,多数还是为了掌握资源的控制权。从技术创新的角度、产业升级的角度到海外并购,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路径。(樊纲:中国不缺现金,缺知识。日本、韩国,他们是留学多年,台湾更是多年在国外,这个跟咱们还不太一样)。的确,他们的并购主体都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在文化上确实有这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不管危机将来是什么结果,从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形势来看,我觉得失业问题会持续很长时间,今后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失业问题会上升为宏观经济管理当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恐怕不是三两年危机过后就没事了,有可能会持续比较长时间。我们需要把失业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起码应该做一件事,就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当中明确把失业率加进来,国家统计局明确统计失业率,不要再老讲什么“城镇登记失业率”。现在需要有一个全社会失业率的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的指标,重点监测的宏观经济指标。在我们整个宏观经济调控当中,不仅要讲GDP的增长、讲通货膨胀,而且还要讲失业率。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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