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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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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利益博弈要有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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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2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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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利益博弈要有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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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我想了半天,讲还是不讲,如果讲,好象是个敏感的问题,但是不讲,确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卡在这儿,这就是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怎么来判断稳定的问题,已经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个判断,已经决定到中国社会进退取舍的问题,具体就改革来说,这些年来,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可以说已经卡住了,尤其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卡住了。这个东西卡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和我们对社会稳定的判断是有关系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想一想,改革前30年,中国走的弯路,尤其是弯路急转直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了,然后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成为一个决定社会进退取舍的东西,包括经济建设为什么不能提上来,因为它会冲击阶级斗争。但是最近这20年的时间,我们对不稳定的状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然后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这样一个基本思维。这样一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一个核心的而且决定我们进退取舍的问题。

从政府的工作来说,这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现在学者论证一个东西,想让它得到重视,一定得说它最后造成社会不稳定,这个论证才有力量。老百姓也是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忧患,哪怕是一个收废品的,你跟他谈谈中国的社会问题,他也是一句“中国社会不能乱”,任何社会都不能乱,这是前提,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这已经是我们社会当中一个非常要命的结论,正是因为这个结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进行,好象一改就乱了。为什么政改不能进行?言论不能放开,为什么不能放开?怕一放开社会就乱。反腐败的措施不能够诉诸社会,为什么?怕一诉诸社会就乱了。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制约之下,为什么?好像社会力量一发育,社会就乱了。所以,中国改革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但不能解决,连日程都提不上来,我觉得跟对稳定的判断有直接关系。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第二,现在这样一种维稳的道路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我个人的看法,在这样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之下,所形成的维稳的方式,从目前来看可能已经走不下去了,至少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越维越不稳。这些年我们把维稳已经上升到不能再高的程度了,但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尤其是这些矛盾背后的问题解决不了。二是维稳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大。前段时间说广州市2007年用于维稳的和政法的资金44个亿,社会保障的资金是35个亿,去年用于内部安全的,全国的费用已经接近于军费,而且增长的速度比军费增长得要快,代价越来越大,投入越来越多。这个维稳有的时候已经开始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有的时候所谓不稳定因素就是对既得利益的一种反抗。前几年网上有一个帖子,说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是压倒了我们。还有非常要命的是,这么维,再继续维下去,这个社会会成为一个毫无规矩的社会,因为我们把稳定当成进退取舍的标准,政府现在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这个事是不是威胁稳定,慢慢的我们就教会老百姓如果遇到事了,连稳定都不会威胁,就得不到解决。其实有些事就是我们这么弄出来的,因为只有他闹点事,到政府门口坐着才能解决,而且一个人坐着还不行,还得一帮人去坐才能解决,那就只能一帮人去坐,而且平时坐还不行,还得重要的节日去坐,都是我们教会老百姓的,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这些事。所以,这个社会将来就会恶性循环,越维越不稳。

第三,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营造了一个“不稳定幻象”,这个“不稳定幻象”在整个社会当中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从官方到民间,从学者到一般的老百姓,说中国现在确实是社会稳定是一个大问题,社会要乱了,什么都干不了,我把它叫做“不稳定幻象”。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和“不稳定幻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编得非常成功,既吓唬了别人也吓唬了自己。这个“不稳定幻象”怎么来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加总的效应,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都放在一起,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全国各个地方发生的事要加总也挺吓人的,这个地方铁路放了一块石头,敌人要颠覆列车;那个地方是生产队的牛被偷了,这是破坏生产;那个地方有投毒和放火的,全国加在一起,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时候如果要讨论阶级斗争,人们一看这材料,真够呛,真得抓阶级斗争。

我们现在也是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加在一起,比如我们现在通常叫做群体事件、社会矛盾,什么东西都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治安事件、刑事事件,不涉及到政府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比如劳资矛盾,有的是和政府有关的,比如征地拆迁这样的矛盾,还有的也没有明确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有某种发泄含义的事件等等,还有一些无聊的聚众等等,甚至把民间的节日聚会都当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尤其一到重要节日的时候,像奥运会这样重要事件的时候,上访大量增加,把这个东西再加在一起,就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不稳定幻象”。但是我们想象这当中,如果我们不说解决这些矛盾,假如我们有几个问题解决了,究竟这个社会矛盾还剩多少?第一,政府不当行为引起的社会矛盾,比如野蛮的征地拆迁,如果不是这么野蛮的征地拆迁,现在由于征地拆迁造成的群体性事件不就没了吗。第二,政府明显的不作为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比如说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侵害,如果政府的功能到位了,职能到位了,这样的事情再没有了,征地拆迁造成的东西没有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没有了,劳工权利基本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还有我们越维越稳的那些事再去掉,中国有多少不稳定因素,有多少群体性事件,这种事情我觉得学者有时候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编造各种理论,什么1000美元、3000美元,我早就说,哪儿来这个规律,谁说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3000美元就会这么拖欠农民工工资,就会这么野蛮征地拆迁,这么大量的侵犯劳工权益,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和必然规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的失误造成的,还弄成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弄得社会现在高度紧张,神经兮兮。所以,我觉得应该破除这种“不稳定幻象”。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应该准确判断社会稳定的问题,走制度化建设的道路。对于稳定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10年前我就讲三句话,我说要有一个总的判断,什么判断?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我觉得要在这样一个总的背景下来判断中国的稳定问题。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和空间,我个人的看法政治是基本稳定,这个稳定的含义不能要求人们从心眼里热爱我、从心眼里拥护我、从心眼里团结在我周围,现代社会已经不能是这种要求。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大多数民众对我们的基本制度框架是认同的,即使这当中有不满、有批评,人们也承认短时间内根本的改变它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基本的认同就是我们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要承认社会矛盾确实突出,但是应该把突出的社会矛盾放到这样一个总的背景下,而且对社会矛盾应该定位为绝大多数是利益的问题,这是比较理性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解决的一种类型的矛盾,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把稳定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再压倒一切,很多应该办的事儿都不干了,我觉得准确判断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制度的建设,应当是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为核心,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之后,我们需要有一套新的办法、新的机制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问题,这个利益均衡不是平均主义,但是得解决利益大体均衡的问题,而这个利益均衡应当通过一种公平的社会博弈实现,社会要为公平的利益博弈创造制度安排。所以,建立解决矛盾的机制,应当是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为核心,然后在这当中,这种制度的建设要追求两个目标,有一个目标人们经常讲,但是有一个目标人们很少讲,就是要增强体制对矛盾的容纳性,让这个体制健全起来。我们想一想,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几百万人上街,人们不会觉得天下会大乱,我们怎么在和平的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你就觉得要天下大乱,太脆弱。所以,一个好的制度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容纳矛盾,能够承受矛盾,要使这个制度能够兼顾起来。第二,要增强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方式。

最后一点,我们从目前这样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然后形成运动化维稳到制度化的建设,会有一个转轨的困难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社会矛盾井喷式的爆发,连锁的反应,这都是人们的担心。在这个时候要化解转轨当中的一系列难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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