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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 分类:本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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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中国改革网
  • 发布时间:2019-09-20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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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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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3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济宁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联合承办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
 
      全国人大、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领导,山东省、济宁市等有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四川攀枝花、湖南娄底、山东枣庄等国内部分转型发展成效显著的资源型城市代表,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新社等国内主流权威媒体等共2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主办单位指出,此次研讨会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落实《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精神,全面总结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巨大成就,研究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以及实践探索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探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资源型城市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研讨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浩主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浩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智向研讨会发来贺信。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彭森


 
     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马克代表承办单位致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马克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代表民进中央致辞。
 
     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代表山东省政府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原副司长彭会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巡视员彭绍宗,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济宁市市长梅永红,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郧文聚,安邦咨询集团副总裁、高级研究员贺军,东北师范大学资源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支大林在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山东济宁召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

 

  四川、湖南、河南、湖北等城市代表介绍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实践经验。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智在贺信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历史新阶段,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核心,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释放改革红利,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陈昌智指出,《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于2013年12月3日发布,标志着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次研讨会很有针对性,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致辞中表示,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是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攻坚期,也是经济换档期,前期增长消化期。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着力培育和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新优势。
 
      彭森指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给资源型城市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上半年,长期以来依赖资源的部分地区,比如像河北、山西、黑龙江经济增长速度都在6%以下。这些地区过去发展形势非常好,比如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只要有项目,银行就贷款。这样的企业,现在亏损面则达到了30%-40%。但是压力和危机也可以转化为动力和机遇,资源型城市应该利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以及产能矛盾凸显的倒逼机制,下定决心加快改革,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税费的改革等方面,要迈出实质性步伐。
 
      彭森认为,去年12月国务院转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城市发展进入了思路清晰、任务明确的关键时期。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尽快推出一批资源型城市试点,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先行先试的城市,国家层面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
 
      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在致辞中表示,济宁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济宁“因煤而兴”,煤电产业奠定了济宁的工业基础,但由于煤电产业过大,导致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耗高、经济抗风险能力差,同时也带来土地塌陷、农民失地、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为避免陷入“矿竭城衰”的困境,近年,济宁市在煤炭开采鼎盛期主动推进转型,走出了“依靠资源起步、凭借转型跨越”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到2013年,济宁市经济格局出现“三个重大变化”:先进制造业超过煤电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占工业比重提高到75%;高新技术产业超过工业增速,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4%;服务业超过GDP增速,上升为支柱产业。近5年,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情况下,全市经济总量翻了一番,突破35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两倍,突破300亿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马克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按照有关部门文件要求,以及有关领导“继续加强基层改革探索调研、推广”的指示精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充分发挥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加大调研与报道力度,对有关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实质性推动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在致辞中表示,济宁是典型的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在资源鼎盛期主动探索,力求实现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资源开采与环境治理的同步,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多赢。目前,济宁实现了资源观的更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煤炭产业链的延展和非煤产业的发展,成功实现了转型。
 
      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在致辞中指出,探索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山东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山东省先后出台了支持枣庄、济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的意见。下一步,山东省将在产业转型、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改善民生、环境治理和恢复生态等方面继续探索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及政策建议: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是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突出任务。《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做出了具体的部署。这个文件把资源型城市转型所面临的紧迫性讲出来了。当前我国煤炭的采空区达到了14万公顷,出现了沉陷区。棚户区的房子有7千万平方米亟待改造。资源型型城市失业的矿工有60多万人,享受低保的有180多万人。
 
      二、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体制,特别是提出要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这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至少有三项改革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至关重要:一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的负债表;二是建立主要领导对自然资源损坏情况的审计制度和自然资源资产损坏的责任终生终究制度;三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损坏的赔偿制度。
 
      三、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有效机制。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至少要建立三个制度:一是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坏成本和修复效益的价格形成机制;二是建立谁使用资源,谁污染环境,谁付费的制度;三是建立由第三方治理的机制,谁有资质、有能力就通过招标让谁治理。
 
      四、科技创新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根本出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要靠科学技术,从中国实际出发,要自主创新,这才是出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第一、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在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里,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不完全一样。对于枯竭型城市,政府有很多历史欠帐,这部分历史欠帐不能推给市场解决。历史欠帐包括资源价格的欠帐、安全生产方面的欠帐、生态破坏方面的欠帐、基础设施方面的欠帐,还有关于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欠帐。这些问题政府必须由政府主导解决;第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宋晓梧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这章里写的,在社会和其他领域没有这个提法。在整个全面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问题,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所以应该强调政府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应主导做全面、长期的规划,政府可以委托中介组织来做,但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而不能单纯靠企业来做。
 
      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原副司长彭会军表示,实践证明,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比如,德国的鲁尔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推进转型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失业率来看,德国鲁尔地区的失业率在全德国还是最高的,说明它的转型难度是非常大的。我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不仅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还面临体制和机制的不顺。尽管中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彭会军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亟待树立正确的资源开发观念,资源开发秩序有待进一步的规范。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令人担忧的并不是由于资源枯竭带来经济下滑、职工失业等问题。这些问题只要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有地方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能逐步解决。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资源型城市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赚钱,不顾环保的资源开发观念仍然当道。我国资源富裕地区开发强度过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比较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很严重,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二、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正确的发展理念,积极主动转型的具体行动,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和约束。目前,完善资源型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面临众多的问题,资源型城市和国有大型开采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也存在问题。因此,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关键和难点。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巡视员彭绍宗指出,以改革促转型,应抓住六个着力点:一要分类推进产业更新,建立接续替代产业的发展机制。要根据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阶段,分类选择接续替代产业,对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三类资源型城市建立产业发展机制;二要保障产权清晰、流转流畅。资源开采和划拨等产权问题是导致矿产资源无序开展的重要原因。目前,山西省已制定了有关政策,实现了矿业权的规范有序流转使用;三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转型。要充分发挥信贷融资租赁等金融资源的作用,同时优化金融环境;四要利用好城镇化战略机遇,深度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要治理好塌陷区,另一方面必须抓紧开展多规合一的改革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改革,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征地制度改革,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为城市今后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五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六要完善社会资本的投入机制,推进生态环境的修复。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有三个方向:一是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由资源型城市变成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二是成为功能性城市。资源型城市如果不能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就可以考虑变成大城市的功能性城市,实现共同发展;三是搬迁。一些城市,尤其是矿区,资源枯竭了,转型无望,只有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才有出路。
 
      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指出,济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树立开放的理念,让转型的观念深入人心;二、重视科技创新。资源型城市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科技创新起到关键推动作用。近年来,济宁市构建科技创新平台,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等措施,强力促进了城市转型;三,完善公共服务。近年来,济宁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
 
      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表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当中,需要引进新的企业,但更重要的是城市要有内生动力和内生活力。除了对资源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让普通老百姓行动起来,让更多中小企业成长起来,为城市转型带来足够的活力和真正的根植性产业。这来自于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不是政府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参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从财税的角度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和思考:一、资源产权收益制度的完善。我国资源产权收益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国的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资源的使用并没有真正的体现产权的收益。矿产资源实际上是大量廉价的使用。廉价使用的源头是所有者的产权收益并没有真正的包含到资源价格当中去,这导致了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不完整。同时,矿山资源所有者的收益如何以市场的方式体现缺乏基础层面的制度。国家所有的资源没有形成分级的产权制度,没有对政府进行资源开发使用过程中的确权。具体体现为哪些资源地方是可以开采的,哪些资源地方是不可以开采的,开采过程当中地方有什么样的权力,我国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二、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不到位。对于资源开采,各个地方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开发,有条件更是过度的开发,强力开发,这导致了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爆发;三、与资源相关的税制不完善,尤其是资源税改革不到位,加剧了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残缺。资源开发有大量的外化的社会成本。这种外化的社会成本通过资源税的方式可以内化到产品价格当中去,但是我国没有这个机制。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郧文聚表示,土地整治包括对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破坏进行恢复,同时也考虑到土地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前,我国全国的土地因为开矿造成的损坏,复垦率非常低。2006年之前,大概是7%。2010年编写全国土地整治规划时,将 2015年土地复垦率的指标定为27%。目前看来,这个目标很难实现。郧文聚指出,历史遗留的矿山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现实是,新的复垦任务在逐渐增加,历史遗留的没有解决,现在政府挑不起这个担子,治理不了。
 
       安邦咨询集团副总裁贺军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发展中小企业。比如,美国彼兹堡在政府主导转型过程中发现,重振经济不可能完全依靠大企业,要创办小企业。彼兹堡在转型过程当中,扶持了大量的机器人、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高效能源和无线电通讯类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生长起来以后,形成了有活力的创新企业群落,对城市转型很有帮助。
 
      东北师范大学资源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支大林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给出了具体建议:一,林业资源城市转型可以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转变发展的方式。这些城市要形成多元产业结构,带动城市转型发展。比如,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林区生态经济等;二、石油城市转型发展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逐步推进石油城市由最初的石油型城市,到石油制造型城市,最后发展成为加工制造业城市;三、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从延伸产业链条,发展非资源型产业方面入手,积极探索预防式规避式的方法。成熟型的煤炭类城市,应发展接替产业,实现产业多元化,经济结构合理化;四、综合型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应及早谋划,积极培育接续产业;五、独立工矿区多远离城市和市场。资源枯竭后,它的产业转移单靠工矿区自身的力量很难完成转型。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转型成本太高。所以矿区通过转移人口和劳动力,减小城市规模乃至整体搬迁是客观要求。
 
      四川省攀枝花市、湖南省娄底市、山东省枣庄市、河南省鹤壁市、河南省焦作市、湖北省黄石市等城市代表介绍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实践经验.
 
      研讨会期间,郑新立、宋晓梧等专家学者参加《济宁市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思路研究》专家论证会。
 
      研讨会后,宋晓梧、梅永红、彭会军、王元等领导针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新社等媒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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