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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森:当前宏观形势和面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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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彭森:当前宏观形势和面临任务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研究会主办,中国新型城镇化产业联盟承办,网易房产独家协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论坛暨中国新型城镇化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于2014年10月26日在中国科技会堂隆重召开。网易房产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彭森为大会致辞。

    彭森: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接受邀请参加首次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论坛。首先,我代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向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会议主办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所以我也代表这个委员会向参加论坛的同志们表示热烈地欢迎和感谢。根据会议方的安排,我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下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形势和任务。

    上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决定,在研究依法治国的同时,这次全会也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四中全会公报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当前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另外一句话“我国的发展和改革任务非常繁重”,如何理解对当前形势的判断?首先简单回顾国际形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至今已经有六年,但世界经济的复苏却是道路曲折漫长,远远没有达到专家的一些期望。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西方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美国经济复苏情况比较好一点,房地产回暖,失业率降低到最低水平,同时出口、财政的情况也都有改善。美国的宏观政策也倾向于进一步做一些调整,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结束。欧盟情况不乐观,虽然度过了欧债危机影响,但欧盟整体上今年是零增长。欧盟主体德国、意大利今年出现了负增长。所以欧盟的宏观政策还是进一步趋向宽松。日本在安倍政策的刺激下,它的经济曾经有一度看到比较好的势头。但今年以来风光不再,特别是出台了消费税调整政策以后,国内的政策影响比较大,国内形势不太见好。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经济也只在0-1区间浮动。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近两年来一直遭受经济下行压力和通胀的双重威胁,俄罗斯、巴西今年可能都是零增长,印度稍微好一点有5%左右的增长。

    最后涉及到对国际整个形势的不确定性到底怎么评价?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国际的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分化对未来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第二条,地缘政治应该所产生的危机可能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当前全球复苏的态势。第三条,埃博拉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对全球经济回暖会形成比较大的打击。从国内看,我们讲到当前的经济,特别是改革和发展任务极度繁重。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一方面我们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的改革,另一方面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可以讲我们的经济一方面保持了总体平稳态势,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稳中趋缓的趋势还没有看到,还不清楚。所以在一季度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针对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提出的要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样的判断,总书记特别提出来,我们要在稳中求进的同时注意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所以二季度的时候对宏观政策做了定向调控,出台了定向降准、定向减税措施以后,总书记还是要求在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四个关系之后又加上了“防风险”。所以大家注意到,从下半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是要牢牢把握住“稳中求进的”总目标,同时要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有关工作。总书记还指出,中国目前进入了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宏观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我们正面临一个经济新常态。

    说到“新常态”,大家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去年这个时候,当时对新常态的定义,包括新常态的表现还有不同看法。一般说新常态,就是经济承受了持续下行压力,经济从过去我们所熟悉的8%、9%、10%以上的增长下行到7%-8%之间,甚至更低。当时也有一些著名专家讲到中国经济维持8%以上的增长还可以维持20年,他的论据主要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远没有完成,讲的是潜在的增长需求。但从经济的实际运行看,很明显,本世纪前十年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2010年尽管是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因为出台了四万亿的政策,所以2010年曾经出现过12%的增长。2012年经济迅速下滑到8%以下,连续11个季度维持在7.3%-7.9%之间。刚刚过去的今年三季度,达到了近几年的最低点7.3%。所以简单说我们面临的新常态就是经济下行稳中趋缓的形势,这一点现在争论不大。

    当前的新常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也有不同看法。今年年初当时官方正式的解释是外需不振、内需低迷,政府进行了主观的结构性调整。比如说有环境的整治,对过剩产能的去财政化措施,是主观经济调整措施造成的。对不对?我认为也对。但是说是一个表面现象,到底造成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的内在原因在哪里?我们简单回顾今年经济总体的情况,年初我们确定了全年经济增长7.5%,而支撑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如果具体分析,投资从2013年当时的18.5%下滑到17.5%,但是目前为止,前三季度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6%;从消费看,一个比较典型数据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13年我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是13.5,今年为了配合7.5%的增长,所以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整到14.5,但是运行情况怎么样?前三季度过去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12%,也是历年来的最低点。从外部需求看,进出口贸易年初定计划7.5%,这和去年增长相等,但实际运行情况,一季度整体外贸是负3.8%,前三季度到目前为止的数字来看现在只有3.3%的增长,出口5.1%,进口1.3%。所以三架马车同时疲软保持7.5%左右的增长确实非常困难。我们经济下行压力不能简单用外需不振或者内需低迷来解释。最根本的问题,总书记讲我们现在是结构调整阵痛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旧的增长模式靠资源推动、投资拉动,现在它的动力大大衰减。而靠创新驱动、体制驱动的新增长动力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这个意义上讲,下一步确定我们改革发展的任务,可能是改革方面入手,怎么样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第三个争论,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一步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刚才讲到三架马车的情况,内需现在确实很难找到比较好的新的增长点。讲到城市的居民收入,这几年没有完成“十二五”要求的“双同步”,没有和经济增长达到同步,经济增长去年7.7%后来调到7.9%,但是城市居民收入这两年一直在6.9%左右,这是很大问题。内需的问题,除了中央的八项规定,实际上和整体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是有关的。投资来看,大家比较倾向于,过去我们采取通过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今年虽然是采取了一些微调,但是效果看来不明显。过去出台一些财政货币政策,一般可以发挥半年或者一年的作用。起码上半年采取的措施,效益一直可以延续到四季度。但是今年包括棚户区改造、铁路工程的大量投资,还有其他货币的小调整,但是只是在二季度发挥作用,所以仅仅靠一般小的微调、靠投资拉动,恐怕只会进一步恶化我们的结构,不是很好的方式。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靠改革释放经济活力,希望在哪里?在改革、在企业的市场主体,通过这个来解决问题。

    深化改革是适应当前新常态,培育新动力的根本途径。而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任务也是要围绕推进城镇化全面地深化改革,找到经济的增长点。从中国实践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确实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中央领导同志对城镇化发展也寄予很大希望。新型城镇化和过去城镇化最大的差别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点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太多地方重视了城市发展,重视了土地的城镇化过程,而农民的城镇化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大批进城的转移人口他们是半市民的地位。城镇化最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城乡规划发展真正实现一体化、二是城乡要素流通和交换真正实现市场化、三是城乡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均等化。这就给下一步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围绕城镇化所进行的改革方面,涉及到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投融资制度改革,这都提出了很高的任务。

    比如土地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要很好地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特别是合法的财产权益。过去有一些政策、有一些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前提,还是要稳定我们国家目前的二元体制,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重要的生产因素,无论是土地、资金还是劳动力,这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最大障碍。前期我们进行了一些综合性的改革,一直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按照三中全会规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财产权的收益,同时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的流转市场。所以,完善征地的补偿资金,实际上提升他们的内在的动力,并且提供很好的市民化的条件。在户籍制度方面有关的政策已经开始推行,区分了大中小不同城市结构的新的户籍政策。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把过去我们根深蒂固的户籍制度淡化,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工进城,农村的转移人口大量在城市中居住,实际上应该把居住证和城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的淡化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过程的影响。真正的建立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在构建多元化的、可持续的城乡建设投融资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的资金是从农村往城市里流,城市的资金想到农村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创造一些条件为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形式拓宽城乡建设的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使城市的资金包括社会资金也能够投入到农村去,在农村兴办各种企业。当然也要鼓励社会资本通过个体经营的形式参与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等方面上来。我想这是重要的因素。


     今天的会也有很多房地产界的同志,今天来的也有建设部的同志,农业部的同志,他们也会做进一步的解读。我只想讲一点,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是面临需要重大调整的阶段。中国的房改在上世纪最后几年开始确定有关政策,到2008年以后,房地产的调控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这和房改政策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局面。房地产市场应该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政府对于这个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而且应该逐步地退出。我们高兴地看到,有一些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还是在淡化,限购政策逐步地在退出。这方面还是要梳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现在虽然是在高位盘整,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情况,有专家讲“一落四降”,“落”了房地产的投资,这方面非常明显,房地产投资多少年都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比如18、19、20、25、26,现在回到社会总投资的下面,一到三季度房地产的投资只有13%多,而房地产的回落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它的前面虽然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但是后面涉及到整个产业链和金融债务风险的问题,所以对房地产问题一定要高度关注。另外要制定计划,政府的调整政策应该有序推出。我们要通过法治的办法,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通过税收的手段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从法律手段做一些规范。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凝聚共识,抓住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机遇,把新型城镇化做的更好,把房地产建设的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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