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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2014)年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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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6日,中国改革(2014)年会暨建设服务型政府高层研讨会在江苏海门市召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中国改革(2014)年会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政府协办。全国人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浙江、湖北、山东、安徽、湖南等国内建设服务型政府成效显著的省、市、区代表,新华社、中新社等国内主流权威媒体,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共27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浩主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马克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中共海门市委书记姜龙代表承办单位致辞。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海门市市长杨曹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等在研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浙江省发改委、山东省汶上县、安徽省广德县、长沙市岳麓区基层单位介绍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马克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时指出,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改革年会旨在围绕当前改革的重点、焦点、难点问题,分析与观察年度改革与发展的宏观形势,剖析地方改革实践案例,以求改革的政策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深入探讨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同志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海门市市委书记姜龙在致辞中表示,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近年来海门市按照建设强市场、好政府的导向,大力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职能的减法获得市场福利的加法。政府推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指出,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讲到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要建立这个行政体制,就必须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第一要搞好两个服务,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服务,为人的生产和发展搞好服务。第二让企业坚持非禁即入的理念,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干。第三坚持依法行政的理念,政府必须按照法律确定的范围做事。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重新吹响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集结号,拉开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新一轮改革由党中央直接部署,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改革力度是空前的。同时,2014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标志的一年,国内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处于增长速度晃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是基本特征,跨越三期叠加阶段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创新。但是,我国通过改革建立的改革创新驱动,新的增长模式的内生动力还没有起来。因此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还是继续改革。
      彭森指出,2014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头戏,表面上看主要的任务是简政放权,实质的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在经济调控方面,更多的是越位,公共服务方面更多的是缺位,社会管理方面更多的是错位。建立服务型政府根本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来看,下一步应该可以转换思路,探索由过去清理放权式的工作方式,转变为规范确权的方式。要明确服务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对有效的行政许可做全面的合法性审查。按照行政许可法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明确哪些许可是政府应该真正保留的,依法确定权力清单以后其他的一概放开。服务型政府不是政府主导,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也不是强化政府作用,而是通过改革和政府转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把公权力真正关在笼子里运行。
      彭森指出,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落实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从改革的重点任务来看,应该高度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看,着力点和重点应该从政府自身改革的开场戏逐步转移到市场体制、市场秩序、市场竞争机制的正戏上来,正戏就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彭森指出,2015年有几项重要的改革应加快推进。一是尽快推出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当前各级政府陆续的清理和公布政府的权力清单,对企业和市场来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布和制定的负面清单。
      二是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自然垄断的领域按三中全会确立的政企分开、特许经营、加强监管的原则加快改革,特别是加快水、石油、电力、天然气、电信等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的业务。网络性自然垄断环节的特许经营应该面向各种所有制的主体来开放,对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难以进入的领域加大改革的力度。
      三是抓紧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等领域的改革。凡是涉及到竞争领域的价格,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能放开的应该尽量放开。特别是要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的能源价格的机制。
      四是全面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体系。
      五是抓紧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指出,要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句话大家关注的可能不太够,就是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认识到这点是重大的突破和思想解放。另外,政府在重大公共事项决策当中,应贯彻程序正义。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过六关:一是市场主体瓶颈关。首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的界定。另外,要让市场主体中获得公平公正的机会;二是公共资源使用关;三是城镇要素交换的公平化关;四是如何实现社会成本平等分担;五是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平等性。六是社会层面形成保护,比如说食品、药物、水的问题,和其他相关安全事件问题。
       中央政研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表示,应从四方面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一、要从多维度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多维度把握和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的关系来认知和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既不是完全的市场决定,也不是完全的政府决定;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要通过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落到实处,这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通过四个转变使我们的政府作用更加积极有为;四、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行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怎么讲,最后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海门市市长杨曹明从两个方面介绍了海门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一方面突出简政放权,在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上下工夫;第二方面突出职能优化,在改进政府管理方式上下工夫,切实做到了两个到位。一是把监管职能履行到位,把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当好警察、路灯,管好红绿灯。二是把公共服务的职能切实履行到位,按照保证基本、补上短板,兜好底线的原则,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以《习近平的执政使命与中国的转型发展》发表演讲。他指出,习近平的治国风格和治国理念,隐藏的是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概括成五个重建:第一决心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第二决心重构中国的官场;第三重构中国的秩序;第四重构中国的价值;第五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习近平的执政策略是,第一把治党、治军、反贪、治理并重,第二把法治和德治并行,第三现代和传统融合到一起。习近平这样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是基于中国现实的。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以《关注依法治国下的创新困境》为题进行了演讲。王长江认为,现实当中存在依法治国下的创新困境现象。一方面是急迫的呼吁改革,尤其是今天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的改革,凶险莫测,各种问题都联系在一起,不但要求我们大力推进改革,而且要求我们下很大的决心,拿出更大的勇气。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好多地方处在等待观望的状态当中,希望中央赶快出台政策方案,之后才好行动,否则一动就越过边界了。
      王长江指出,我们国家的改革是有自己的路径的,最基本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地方和基层。好的政策应该是上下互动,良性互动的结果。一方面要鼓励地方的探索和创新,另外一方面又要制定政策、规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依法治国。但是良性互动的状态,它是一种理想状态。实践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第一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一是人大,二是部门。人大制定法律,本来是一个立法机关,但我们人大的代表更多的是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从这些部门里来的,那么这样的人大究竟会不会提前为改革提供一个足够的空间?部门立法就更不要说了。政府是执行机构,中国所谓的改革很重要的就是要改部门。你能设想部门制定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改他自己吗?
      第二,我们现行的体制也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比较突出。我们现行的体制还是苏联给我们留下的一套高度集中的模式。
      第三,在深水区进行改革,本身就带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必须上下齐动。
      王长江建议:一、应该确定改革与法有据的层级,不能只要上级的一个说法就纳入到法中;二、对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构成进行改革,加大人民代表专职代表的比例,加大党代表专职代表的比例,减少领导干部在人大代表当中的人数;三、改革决策方式。在立法决策中,尽量减少部门的参与;四、建立立法诉求平台和机制。可以设立一种诉求平台。比如你觉得这个地方,这件事情,这个方面应该改革,就可以提议。利益相关部门必须及时做出应答,不能置之不理。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演讲的题目是《政府行政审批的第三方评估》。他指出,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是比较有成效的。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动下,有一些部委、地方政府积极跟进,采取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既有规定动作的改革,也有自选动作的改革,应该说对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有不少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在行政审批权下放的数量上,还有进一步下放的空间。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表示,改革开放几十年当中,政府管理体制历经了多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问题,一方面跟我们国家处在体制转型阶段和发展阶段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体制的目标不清晰,落实机制不健全,行政的理念、行政方式落后。公务员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很多有一些欠缺的地方。目前我们提出来服务型政府,包括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尽管提出来好多年了,但是主要强调的是服务,人民满意的标准没有凸显出来。服务效果很难监督考核评价,形式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改革目标必须要有新界定,改革必须有新的内涵,实践也必须有新的行动。
      银温泉认为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这样的: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作用边界为主线,以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和权力运行清单为重点,以政府的职能行使市场化和建立制度为突破口,全面突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优化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共透明廉洁高效法制保障人民满意型政府。和当下提法的服务型政府相比,人民满意型的内涵应该更丰富,服务型政府虽然包括责任、法制、廉洁等等,但是主要强调服务。政府要让人满意要履行基本的职责,承担法律赋予的责任,饯行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应该在强化服务的时候,更加强调法制和责任的重要性。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反腐败既表现能否赢得空间上,更表现在能否赢得时间上。只有改革才能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否则适得其反,再不改革党的领导我们很有可能输。
      浙江发改委体改处处长王京军、山东省汶上县县委书记赵东升、安徽省广德县副县长钱会、长沙市岳麓区区委办主任蔡峰分别介绍了浙江省、汶上县、广德县、长沙市岳麓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创新实践情况。
      本次年会揭晓了2014年中国改革年度案例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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