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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待突破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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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9-09-19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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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待突破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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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突破哪些关键问题?这里提出我的三点意见,与诸位探讨。

  第一个问题,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的“五条路径”。

从战略上看,民营资本应进入垄断性行业,但现在尚未“破题”。根据我此前完成的《中国垄断性行业深化改革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现在,在“进入”上存在三个问题,九个字:一是“难进来”,二是“不对等”;三是“同质性”。

  所谓“难进来”,就是市场准入环境仍不宽松,进入壁垒障碍依然严重,导致在垄断性行业多数部门竞争主体数量有限,产业集中度相当之高。

  所谓“不对等”,就是在位企业与少数勉强能进来的“新进入企业”处于不对等竞争的状态,公平竞争的市场博弈规则未形成。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在竞争方面较之新进入企业具有压倒性的先入优势,同时它还凭借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控制着“瓶颈”环节和网络基本设施)采取一些阻碍竞争的策略性行为,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

  所谓“同质性”,就是资本属性的同质性较高。也就是说,引入竞争的方式基本上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拆分重组”(也有一定意义),新的市场进入者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由此,引入竞争就变成是在“国有经济框架”内的“拆拆分分”,这种“拆拆分分”,只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所管理企业的数量发生变化,或者说,只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调整,并没有产生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更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最终只能是“预算软约束”下国有企业之间的“兄弟之争”。由于只是在单一国有或国有投资占主体的结构中引入竞争,竞争者的利益主体只是一个,即国有资产所有者,这样,请注意啊,任何一个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按此逻辑——都将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因此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它表面上可能希望引入一些竞争做点缀,但实际上并不愿在各个经营者之间鼓励真正的竞争,最终形成的只能是“既非绝对垄断”也“非真正竞争”的局面。这三点我在《广义产权论》一书(2009,中国经济出版社)中作过分析,不再展开。

  今天,讨论国务院提出的新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那么,2005年老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公布之后,中国垄断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有关数据计算所得,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好一些,(占11%);城市公共交通业也有一点(占4。4%);航空运输业(2。5%),但有的进入又因各种原因退了出来;而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只有1。8%;最低的是铁路运输业只有0。6%,堪称微乎其微。

针对这个问题,下一步面临一个问题,应帮助民间资本真正的切实的进入,怎么进去?按照我的分析,有下列五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向民间资本开放“管理外包”。民营企业组建高质量的管理团队(如吸收体制内的退休专业人员和海外专家参加),去分包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就像现在酒店管理公司一样,虽不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但通过“管理外包”可渗透进去。

 第二条路径,民间资本收购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权。也不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但通过“经营权变革”进入垄断行业。

第三条路径,我认为可以“破题”的地方,就是瞄准垄断性行业的特许经营权。我提请决策者和经营者关注特许经营权制度。特许经营权竞争理论是哈罗德-威廉姆森于1967年提出来的,我在《广义产权论》第三章曾作过论述(第71页)。结合中国的实践,实施特许权经营制,实质上是由民营企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签订合同,在合同期限内,民营企业经营公共服务部门业务,获得收益,并承担商业风险以及相应的维护性投资之责任。在特许经营制的大框架下,又可进一步分为三种具体方式:

(1)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方式,政府将其投资形成的公共服务资产的经营权,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出让给民营企业,由其进行经营管理并获得收益,期满后,民营企业将保持完好的公共服务资产“归还”给政府部门。这实际上是政府以财产的运营收益换取民营企业的经营服务。

(2)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由民营企业负责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之后在特许经营期限内从事运营、管理和维护,并获得相应收益,合同到期后,将民营企业投资形成的公共服务资产,无偿交给政府。

(3)BOO(Build-Operate-Own)方式,其与BOT方式的区别,是在合同期满后,由民营企业继续占有和保留所投资财产。

这些方式我在《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第10章附录的《政府提供公共品也可采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机制》(2008年)有详细分析,可供参考。

  第四条路径,向非公有企业转让部分股份,使其“参股”经营,这虽触及国有企业部分所有权关系,但限定在“参股”范围。

  第五条路径,向非公有企业整体或大部分出售,使其独资或控股经营。当前,垄断性行业虽然有非公资本进入,但总的看,规模还是偏小,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股份制的规模,在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两个方面加大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不一定限定在“参股”范围,也可在一定范围触及国有企业控股问题,民营资本以全资的身份来进入国有垄断行业或成立自己的企业。例如,刚才有论者提出的组建新的民营石油公司就是这样的思路。

  上述五条路径,我们由可以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地使民营资本进去,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如何促进民营企业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创意驱动型”拓展问题。

  在民营资本进入问题上,我想跟诸位交流另一个思路,就是我想怎么帮助我们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由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向“创新——创意驱动型”拓展。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那么鲜明提出。

  我为什在要提出这个问题?是感于在当代,技术创新及产业创意已成世界民营企业发展的一股潮流。因为今年8月份我将应邀去台湾参加两岸的财富共创论坛,驱使我了解台湾企业在大陆的发展情况,当中一个典型很使我受到触动,就是法兰瓷公司的模式。在该公司产品整个价值结构中,传统的物料成本、折旧成本、人工成本等等这一套,大约只占10%,而90%是创意价值,是创新价值。这个对我颇有启迪。大陆的中小企业发展,是不是还沿着原来的那个粗放型老路走下去?怎么能够在发展制造业同时,向创新和创意这个领域发展?或者从更深层次来研究,中小企业如何由“硬实力”向“软实力”来拓展,特别是向更重要的“创实力”来拓展?值得研究。

  我在《中国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中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尴尬,就是虽然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国际上通常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的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而我们2009年的这一比重仅为1.62%。过去30年,我们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就技术而言,自主创新不足。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PCT(三方专利),美国是5.2万件,中国只有0.54万件。同时,与工业化相关的研发、设计、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支撑不足,距离新型工业化还有较长的路程。

  最近从富士康等事件的深层原因分析看出,我国正处于劳动关系调整的新节点。劳资矛盾激化的背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升级调整的拐点。我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调研发现,近年来随着劳动新法的颁布实施,使不少企业难以违法压低员工工资,当既有的发展模式,遭遇到新生代农民工新的“发展性权益”诉求时,矛盾便会爆发。这里,凸显了一个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即过去30年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面临历史性转型,现在“倒逼”得很厉害,我们的思路要打开,要研究新问题。这是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为此,必须提高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基础在于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应建立良好的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机制。注意通过技术入股、重奖原始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机制设计,鼓励和激励创新。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

  为促进民营企业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创意驱动型”转变,在民营企业的内部结构上,我建议也要由现在多数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集于一身”这样一个模型,向“职业经理人”这种治理结构来拓展。我最近看了有关的资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基本年薪”平均为三十四万三千六百元,并不算高,但这些高管同时作为股东每年“分红收入”平均还有八十五万四千三百元。现在我们看,好多民营企业高管人员既是管理者又是“老板”,这一点在家族性的企业问题比较突出。我并非完全否定“集于一身”的模式,但在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民营企业作大以后,也得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培育出一支真正的独立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两种模式也可竞争嘛。

  第三个问题,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发展模式上需要有重大的突破。

  突破点在哪里?我认为有两点:

  一是“共同经济基础论”。

  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执政,到底经济基础是什么?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思想借着危机在强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2009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国有经济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的被挤压。

  我们不妨深入研究一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前,把民营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第二阶段,1978年后,把民营经济改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即”社会主义尾巴”;第三阶段,1997后,把民营经济正式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情况如何?虽然“十五大”写进去了,“宪法”写进去了,但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这个问题似没有解决好,仍有把民营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力量”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跨边界扩张和民营经济被挤压的理论根源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其实,中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有力地说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个观点我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201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前言中已提出,可供参考。

  二是“发展模式转型论”。

  我们今天讨论民营经济发展,恐怕还要从整个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高度来审视。为什么出现民营经济被挤压的问题?还有什么深层原因?我认为,除了上述认识根源外,从深层根源说,还是一个旧的发展模式惯性运作从而束缚民营经济的问题。要害是什么呢?是以GDP为中心的速度增长主义的思想作怪;怎么直接保速度增长呢?于是主要靠投资;怎么驱动投资呢?于是,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

  由此可见,“GDP至上”——“投资驱动” ——“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这是一个完整的“因果链”。该链条有三个“环”,第一个环是GDP至上,第二个环是投资驱动,第三个环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这个链条要打不破,民营资本发展我觉得很难突破。所以理论上和经济发展模式方面需要有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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