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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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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经济、社会、政府:改革三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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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3-08-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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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经济、社会、政府:改革三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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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要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增长新动力。去年四季度经济有所回稳,季度增长率7.9%,今年1、2月份的主要指标显示,经济稳定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从增长动力看,投资依然是主要动力,但内部结构存在差异。去年5月份以来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回升;房地产市场需求转暖,房地产投资明显上扬;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制造业投资在下降。在消费领域,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无论是名义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都有所放缓。从发电量和货运量指标看,经济回升动力仍然不强。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加快推进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宏观管理重心应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在宏观政策上,原有的需求拉动的政策,比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缩小,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内在动力,必须从体制变革入手,通过放松管制、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化解制约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增强供给端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改变供给的低效和刚性,提高供给的效率和弹性,依靠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激活经济增长活力,从而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经济领域改革要将市场化进行到底。改革从何入手,怎么切入?各方面认识并不一致。我的认识是,经济领域改革要将市场化进行到底。目前,商品和服务领域,除了电力、成品油等价格有管制外,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生产要素领域还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双轨制,比如,土地市场还存在双轨制——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乡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并轨,利率和汇率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领域改革就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从商品服务领域向生产要素领域进一步推进,将市场化进行到底。
      其一,土地市场化与土地制度改革。一是要确权。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要颁“三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有了“三证”就可以为土地流转交易创造条件。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只有确权,没有流转,确权就失去了意义;只有流转,没有确权,流转就失去了依据。在颁证的基础上,要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使农村土地可以交易和流通。三是要加强用途管制。比如农村的基本农田,可以流转但用途不能改变,要有非常严格的用途管制,农业用地流转以后还是农业用地,不能流转以后用于商业开发。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进入市场,还可缓解房地产价格上升压力。农村土地改革会带来新的问题,可以在改革实践中研究解决。
      其二,劳动力市场并轨与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的劳动力市场并轨,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在政策上面临两难:一方面,大城市很难放开,像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两千万人口,似乎短期内没有放开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小城市要加快放开户籍,又没有足够的需求,城郊人口甚至还要求“非转农”。从调查数据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向大城市流动,除了大城市有更多就业机会外,与城市行政管理制度也有关联。通常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比重较大,就是因为大城市集中了优质公共资源,也具有更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城市行政管理是“以大管小”,城市管理与行政管理体系是叠加在一起的,行政等级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能力。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资源配置功能就越强,公共服务标准也越高,优质资源配置就越集中,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就更大。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简单的户籍制度改革就能解决的,背后还有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比如,在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在小镇里,华盛顿却没有最顶尖的大学,我们的优质资源都在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好的大学、好的科技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各种机会也在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因此,城市行政管理等级“以大管小”的模式要向“以大带小”模式转换,这又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问题。
       其三,下决心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去年6-7月份,存贷款利率扩大浮动区间,实现了“惊险的一跳”,是成功的。下一步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现在非银行贷款规模接近50%,金融“脱媒”现象在加剧,资金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往外流,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这也是在倒逼市场化改革。我们应顺应这种趋势往前走,下决心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为汇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社会领域改革集中在收入分配改革、社会公平体系以及社会分权改革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看到,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不在于工资性收入差距(尽管这个差距很大),更重要的在于财产占有差异性,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资产存量。从根本上说,收入分配差距是财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有几套房产,再加上市场的溢价和增值,相比较于没有房产的人群,财富差距就会很大。收入分配改革从哪里切入,仅仅从流量角度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要动存量,问题就十分复杂,涉及到一些财产关系的调整。国家已经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一步还要做细则,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分复杂,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公平问题。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发言,说从出生到丧葬都要找关系。进幼儿园要关系,上小学要关系,上大学要关系,找工作要关系,到单位提职称、提职务要关系,一直到死送火葬场了都要找关系,这一生都要找关系。大量精力被消耗在找关系上,社会交易成本很高。这种现象背后,就是社会缺乏公平规则。如果人的发展,不是靠知识、勤奋、奋斗、创新,而是谁拥有权势、谁拥有关系,谁就拥有一切,那这个社会怎么有进步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中国梦时提到,要让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如果在缺乏公平规则的情况下,怎么能有“共同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30多年前,我们这一批人参加高考,其中很多人都是农村来的,通过自己的学习奋斗,现在有了比较好的社会地位。但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重新再来一遍,可能很难奋斗到现在的位置。社会发展需要激活每个人活力,激发每个人拼搏奋斗,但如果缺乏公平竞争规则,这个社会就很难有活力,也很难有创新。社会领域表面上是收入分配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公平规则。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用明规则战胜潜规则”,关键是要有“明规则”,而且要严格遵守“明规则”,如果“潜规则”盛行,社会就很难进步。为此,应该建立基于“明规则”的社会公平体系。
      第三个方面是向社会放权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更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果政府一厢情愿,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可能花了很多钱,老百姓并不满意。社会组织更贴近老百姓,知道群众真正需求是什么。因此,要把直接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去做,这样才能使供给和需求更好地吻合和对称起来,也避免各种纷争和矛盾。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需要从简政放权、政府管理模式、财税体制改革等三个领域推进。
      第一个方面是简政放权。国家机构改革已经在推进,这是政府自身改革,核心要义是简政放权。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的审批事项,表明了政府带头改革的决心,但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如果把无关紧要的审批事项放掉,把有权利的审批事项保留起来,那么这种仅仅用数量衡量的放权,并非是简政放权的核心要义。
      第二方面是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模式要从前端向中后端移动。前端主要是审批环节,中后端是过程及监管。审批是权力,就有人求你,可以坐等上门。监管是责任,就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走出机关门。政府的管理重心要后移,要转变职能。
      第三个方面就是财税体制改革。一是预算制度改革,预算和支出现在是两位一体,预算应相对独立。预算制度改革还要实现预算全覆盖,这是很重要的。二是滚动编制中长期预算来约束年度预算,中长期预算要与中长期规划吻合起来。三是税制要逐步适应财产性收入比重提高的现实状况,加快建立财产性税收制度。要适应收入结构的变化,逐步增加财产税比重。现在财产性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但财产税还没有建立起来。建立财产性税收制度,还要有财产登记制度。这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最后,推进改革,还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决策机制。关于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改革部门,现在有争论,但肯定要有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制,并提升改革的决策层次。还要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现在有话语权的人恰恰是既得利益者,如何激发他们的改革动力,需要构建新的利益调整机制。可以先保留存量利益格局,增量利益全部按新规则运行,再逐步用增量利益机制倒逼存量利益结构调整,解决存量利益调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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