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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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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和城镇化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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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4-04-0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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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和城镇化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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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出现劳动力短缺,企业找人不好找,工资水平也上来了,有一个说法是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特征是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得差不多了,未来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会伴随着城市工资水平的上涨。是不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个特征是符合的,工资水平近年来在迅速上升。但根据中国最新的统计,城镇化率也就是53%,农村还有6亿多人。是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了?
      如果我们到农村去看看,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地方有相当多的40-50岁的人留在农村,其中很多人用大量的闲暇时间打麻将、晒太阳。因为一人一两亩土地,而且很多地方农业已经机械化作业了,种地没什么可种的了。干别的呢?有些人在当地打打小工,但是不能充分就业,比如一个星期只能干两三天,其他时间在家晒太阳。这种现象据我所知相当普遍。什么原因?基本上是农村的青壮年外出打工,20岁的时候出来了,干到40岁,最多到50岁,就觉得很难在城市再呆下去了,第一没房子,第二家里人来不了,第三生病养老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保障。在城市里没有立足之地。即便20年都在城市打工,仍然在城市没有立足之地,怎么办?回家。
      所以,这导致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少部分农民工做得比较好的,做个小买卖赚了钱可以买房子,这些人留在城里了,但很多人选择回去。现在并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吸收完了,而是大量的40岁、50岁的人在农村不充分就业。这些人在城里打工10几年、20几年,有了丰富的经验,但回去以后闲在那里,完全是人力资本的浪费。
      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是因为我们存在一系列的制度障碍,这些制度障碍没解决,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人正常地转变为城市市民,没有办法在城市里安家落户。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突出的问题。跟着这个问题来的,就是刚才会上有人讲的,农村有几千万的老人身边没人照顾,有几千万的孩子,长期缺失父母关爱,因为年轻人外出了。
      留守儿童长期没有父母的关爱,导致很多的问题,包括心理上的问题。这些孩子长大了,恐怕也会在心理上遗留下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情况正常不正常?凡是发达国家都走过城市化道路,这些走过城市化道路的国家都没有把人分成天生的两部分,一部分有权利,一部分没有权利,一部分有资格作为正式城市居民,另一部分没有这个资格,哪个国家是这么做的?我们国家改革改了30多年了,开始时不能一下子解决,是有原因的。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政策的重大的缺失,这是现在改革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现在我们说国内消费比重过低,内需不足。过去靠出口带动经济,现在出口已经带不动了。靠投资,投资已经过多了;靠消费,消费又起不来。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一亿多、两亿农民工,他们敢消费吗?生病了要靠自己,养老要靠自己,失业了也要靠自己。根据统计局的调查,他们大部分没有被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有些人说是上了“新农合”,所以我们有些部门的人讲,我国医疗保障已经覆盖了13亿人,实现城乡全覆盖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城镇医疗保障只覆盖了4亿多人,还有2亿多人没有覆盖。农村新农合据说覆盖了8亿多人,而实际上农村根本没有8亿人,常住人口只有6亿多人。农村新农合为什么多出来两亿?因为有些地方政府要靠名额来拿中央的补贴。
      实际上这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即便上了新农合,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保障?第一,他不可能一有病就跑回农村去看病。第二在城里看了病,在很多地区是不能拿回农村报销的,因此实际上很多人享受不到这个权利,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他还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被覆盖。
      怎么让中国的城市化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让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已经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有的应有的权利和待遇?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
      有人说解决这个问题花钱太多,一个人花10万,2亿农民工乘上10万就是20万亿,那就不得了,GDP才50多万亿,光农民工这个钱花20万亿。这是一种吓唬人的说法,夸大了事实。
      第一,就算是20万亿,它不是1年支出的,是这些人在城里未来10年、20年呆下去要花这么多钱,除上20,1年就只有1万亿了。
      第二,有些钱实际上已经花了,比如说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上的钱。修路、修桥这些基础设施,常住人口增加了,人口多了,交通问题解决不了,你就得花这个钱。这些钱已经花出去了,不应重复计算。没有花的钱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钱,所以这样看,1万亿也用不了。
      第三,社会保障缴费目前是由企业负担而不是政府负担的,即便将来需要政府负担一些,也只是一部分。
      第四,并不是说要在1年之内把这两亿人的问题都解决。确实也做不到,要一步一步来。比如说,有些地方打工够3年或够5年可以转成城市户口,或是一步一步的给你城市居民的待遇,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把这几个因素扣除之后,一年最多花几千亿,就能一步一步的解决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的问题。几千亿有没有?全国财政一年拿得出拿不出几千亿来?
      前几年,一说经济不景气,一投就是4万亿,没有人说拿不出这个钱来。地方政府搞融资平台一搞就是10几万亿,也没有人说没处找这个钱。现在说要增加几千亿来解决农民工安家落户的问题,你说没钱,道理上讲不通。卖地一年三、四万亿,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结果土地出让收入不让农村集体拿,而是全部由政府拿,这本身就违反宪法。
      很多地方,农民工即便上了社会保障,企业给他交了社会保险,因为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高,离开了,这笔钱又带不走,就沉淀在当地,变成了当地政府的收入。据说深圳市政府光这个钱就至少有几百亿的积存。
      现在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农民工来打工是白来的,农民工创造的收益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要解决他们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安家落户的问题,要拿出钱来,就一百个不愿意。实际上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了钱宁可去盖政府的豪华大楼,宁可去搞三公消费。前几年有人算三公消费,一年1.2万亿或者9000亿,虽然有人否认,但没有人拿出更准确的数字来。现在反腐败就算减少一半恐怕也还有几千亿。拿出两三千亿来解决农民工问题,解决不了吗?我觉得现在是系统地、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关于城镇户籍问题,现在的说法是到2020年,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从36%提高到45%,但是常住人口的比例将要从现在的53%提高到60%,意味着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两个百分点。这是明显的进步,但这个改革力度是不是有点小了?可以说比过去是一个进步,但在我看来力度还是不够的。
      关键是各级政府仍然缺乏动力,关键是没有把政府目前的激励机制转换过来。现在地方政府关心的仍然是短期GDP增长,仍然是扩大投资。虽然GDP不再是唯一的政绩考核指标,但是我在一些地方看到,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绩考核指标里,有若干指标都和GDP是连在一起的。投资和GDP是连在一起的,城市化率是和GDP连在一起的,短期的就业形势也是和GDP连在一起的。因此地方政府的热点仍然在GDP上,在投资上,而不是在公共服务上。这种状况如果不能转变的话,政府职能转变我认为仍然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现在要转变,政府应该把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GDP、投资这些发展指标放在第一位。这涉及到政府一整套的激励机制需要转变。第二点,政府真的实行这样的转变,是不是中国发展就失去动力了?我觉得恰恰相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靠传统的投资拉动,靠政府推进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个路基本上走到头了。
      这几年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为什么?因为过去靠出口拉动,现在出口放慢了;过去靠投资拉动,投资已经太多了,行行业业都产能过剩,投资空间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扩大投资无非是制造泡沫,无非是制造新的过剩产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靠政府大量投资,靠投资的高速增长,已经拉不动经济了。只有非常短期的作用,随后就是产能过剩、通胀和泡沫,增长无力。
      剩下的一条路只有靠使居民消费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低,而且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一直是处于下降的趋势。现在全社会总的消费,加上政府消费在内,也占不到50%,而储蓄超过了GDP的一半。这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才是不断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增长乏力、需求拉不动经济的真正原因。
      要改变这个局面,实际上需要结构的重大调整,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通过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来促进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才能使得内需能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中国现在所处的情况,实际上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前的情况差不多。为什么会出现30年代的大萧条?因为生产过剩,东西卖不出去。为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因为老百姓消费太少,而生产太多。我们现在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状况。
      整个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和19世纪相比,特别是在大萧条之后,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20世纪的市场经济是有制度建设作保障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做出了重大的改变,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收入转移支付制度,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都建立起来了。有了这样一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才使得20世纪西方的市场经济能够继续发展。
      中国确实要搞市场经济,这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没有合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我们部分建立了这些制度,但还不健全。把这套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市场经济和传统的、19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区别在哪?区别在于,它承认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合法的权利和地位,给每个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它不允许收入差距无限扩大。
      在农民工问题上,恰恰就需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让这些人能够实实在在变成城市市民,踏踏实实在城里居住下来。这样的社会才公平,中国未来的发展才会仍然有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足够的内需拉动。而且农村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提供,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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