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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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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培:形势分析两大纠结——美国例外、中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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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4-04-01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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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培:形势分析两大纠结——美国例外、中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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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宣布QE退出,却引发新兴市场汇率大幅“跳水”,专家学者惊呼“亚洲金融危机”再次上演。殊不知,新兴市场此轮动荡不过是美国次贷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延续而已。美国虚拟经济玩过头,导致金融衍生品爆仓,成为推倒金融泡沫大厦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华尔街的倒塌,连带着曝光了南欧主权债务的巨大窟窿,引发欧元区货币市场泡沫破裂,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二块牌。由于金融危机重创欧美消费,使得引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马车——外贸骤然减速,进而暴露出中国模式的重大弊端——产能过剩,中国被迫进入去产能阶段。而去产能势必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进而让以出口原副材料为主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以致国际热钱纷纷做空新兴市场。因此,新兴国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不过是次贷危机推倒的第四块多米诺骨牌,这四块牌具有很强的内在连接性、逻辑性。可在这一逻辑中却出现两个例外,一是作为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不仅危机受害较轻,且率先走出;二是中国去产能竟然也绊不倒高位横盘的势头。中美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特殊性超出经典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致二者成为形势分析中两个难以解开的结,用尽世上所有经典理论和方法似乎都无法解析。然而,中美例外的背后其实暗藏着自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美国例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需要从两大历史阶段、两种理论概括,即历史终结到美式终结。冷战结束标志着美国的成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头羊的国运截然相反,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以解体告终,而资本主义模式却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并将美国推向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理论界纷纷开始总结美国模式,其中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最具代表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状态。福山的论据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展现比计划经济更大的效率和创造力,一方面避免了20世纪之前欧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时期的严重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后者是基于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库兹涅茨曲线,其认为贫富差距的增加,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半期的现象,等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超越峰值而逐渐下降,因而可以达到良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现实却是,美国一方面受“历史终结”陶醉,任由市场经济自由发展、自由落体,另一方面却面临良性资本主义在长期和平资本累积中被瓦解。福山的理论不但影响美国社会发展,而且误导了美国的某些官方精英。因为当美国沉浸在美式成功中骄傲自满,理论家们将这种“成功”理论化,进一步强化美国精英对既有模式的自信,任由自由市场经济一条道走到黑。可结果却与良性资本主义的结论大相径庭。从1989年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停滞甚至下跌,但同一时期美国顶尖1%、0.1%以及0.01%富人阶层的收入却突飞猛进。现实与理想的背离实际上标志着曾被赋予无数光环的美国模式面临终结。
      而这背后其实是两个解构因子在作祟。一是金融创新。市场经济自由演进的结果是金融走上自我循环,成为虹吸一切产业的黑洞(参见福卡分析2013年第41期《金改兵分六路、四种趋势(三)》),财富自然汇入少数金融精英手中,这不但会加大贫富差距,引发底层民众反弹,而且还会让系统走上极端而崩盘,毕竟,当黑洞的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超出系统临界便会自我爆炸,可以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是金融第三、第四阶段的宿命。二是科技创新。冷战结束后,美国进入科技创新的快速通道。据统计,美国不到世界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40%的高科技产品。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从而对原有的产业格局解构重构,其过程本质上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苹果2013财年营业额收入达1709亿美元,市值更是高达4700多亿美元,吸金程度可见一斑。由此看来,美国模式终结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助推美国繁荣的两大元素,金融和科技创新。
      美国第二个例外是与本次危机“失联”。作为危机爆仓的原点,本该受影响最为深刻,可全球资本不但没有“出逃”,反而依然选择美元作为“避风港”,美债利率不升反降;而当危机在全球蔓延发酵之际,美元却强势逆转,让新兴市场陷入泥潭。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却频频与危机“失联”,离不开美国特有的禀赋:(1)绝顶的经济平台。美国不但经济规模全球第一,2013年GDP16.57万亿美元,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中国(GDP约9万亿美元),而且在经济结构上牢牢抓住行业的两大命门:研发和金融,以致位于全球采购链的最高层,掌控着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因此,美国不但可以借用国际资本渡过难关,而且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另类突围,如能源革命、机器人等新技术让美国制造业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吸引产业资本回流。(2)超级的国家实力。美国的综合国力世界第一,不但可以用“萝卜+大棒”威逼利诱让他国妥协于美国的战略意图(日本广场协议便是美国强行转嫁危机的经典案例),而且可以推倒原有的游戏规则,重建一套有利于美国经济的玩法。如WTO让中国占了大便宜,美国转身带领小伙伴们构建新玩法(TPP),让中国陷入尴尬境地。(3)完整的国家治理制度。美国的政治架构虽让其难以达到中国政府的决策效率,但却保证了美国不会走向极端,三权分立让美国两党在相互监督下更加务实、谨慎,因而美国犯大错误的概率较低。(4)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让美国拥有铸币权,其不但可以用货币换商品,还可以印钞自我救赎,更妙的是由于全球都在囤积美元,货币过剩带来的不良影响如通胀、投资损失等问题随着美元输出也一并外流,正所谓“美元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是其绝妙的写照。
      中国例外则表现在:(1)超常规崛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但历时长且抗外部冲击能力强。相比同样曾经作为亚洲经济引擎的日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更长。日本经历过两次高速增长,第一次是1955-1961年,年均增速10.8%,第二次是1966-1970年,年均增速10%以上。随后便切入低速增长,1973-1980年日本年均增长仅3.7%。中国不但实现30年(1978-2007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即便危机期间,中国GDP依然在高位横盘。而且,同样是外向型增长模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面对外部冲击立马溃不成军,而中国在危机期间的经济波动却相对平稳。(2)该破不破。自中国虹吸世界眼球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多次断言中国走到“明斯基时刻”,先是本世纪初认为中国银行业破产,接着连续数年预测中国房地产崩盘,现在又认为影子银行、地方债是戳破中国经济泡沫的“神针”。诚然,按西方经典路径演绎,中国经济早就崩盘了,可中国却屡屡化险为夷,让经济学家们暗叹“搞不懂”。
      其实,中国例外的背后有其内在逻辑:(1)超级大国的潜力。虽然中国目前经济规模排名第二,与美国仍有很大距离,但增长速度很恐怖,即便在转型期间,也能控制在7%以上高位横盘,照此增速,赶超美国指日可待。高速增长的背后凸现出中国超级大国的潜力,独一无二的产业规模、战略纵深、消费空间等无不让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以致面对危机,仍有腾笼换鸟的空间。(2)体制变革的巨大能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切换,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二者之间的巨大势能必然激发出微观经济的强大动能,市场经济行至半道中国便已取得巨大成就便是明证。巨大动能的惯性足以对冲外部危机的负能量,让中国保持高速运行。而随着改革开始啃“硬骨头”,资源品价格放开、金融市场化、政府简政放权等都将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多活力,进而推动中国继续“起飞”。(3)去意识形态的随机漫步。几千年中庸的哲学思想让中国执政者能够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恰当的“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抛开意识形态,秉承“摸论”,既不盲目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的脚步,也不在计划经济一根绳上吊死,而是随机漫步,走一步看一步,不停地平衡、纠偏,反而无形中走上一条吻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让中国能够迅速从这场由市场原教旨引发的危机中跳出来。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将来自于美国的科技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学者们显然注意到中美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长期走势的基础性因素,但是这两个“异类”在发展方式和类型上却迥然不同。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是创新,2010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贡献就已超过5万亿美元,占GDP的34.8%,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使得美国长期在软硬实力上领先于世界。另一方面,美国还依靠特殊的货币、金融地位,以及强大的产业主导着国际分工与价值链,常常通过转嫁危机的方式走出泥沼(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率先复苏,欧债危机后全球资金大量购买美债避险等),因此属于超越与失联型的发展。而中国的成功则是从计划到市场,从集权到民主,从先富到共富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的,即依靠主动、渐进、有序地释放改革空间来保持增长。而在当下劳动收入不断下滑、资本收益还难堪大任、转型制度红利行将结束的变局时刻,中国又更善于在政府与市场、变化与稳定中拿捏均衡点,维护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可以说是变革与控制型发展的典型。
       不难看出,中美两国的例外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是由于在三种市场经济先后登场的历史过程中,各国因禀赋不同,其感悟、实践、享用程度的各不相同造成的。企业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在经过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选择该路径可以说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窘境,生产力严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遑论原始的资本积累,想要依靠“无形之手”组织经济运行无异于天方夜谈,只能以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展开市场经济实践,在发展中逐步“补课”,至今仍处于第三次市场化的阶段(具体参见福卡分析2013年34期《20年后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起点上两国就已分道扬镳,发达的企业市场机制成就了美国绝顶的经济平台,中国则从长期的市场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可谓各有千秋、殊途同归。
      而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从幕后走到台前,中美在发挥政府作用、保障国家利益方面也远远走在了全世界前面,两者的差异只是表现形式上不同——中国是直接高手,美国则是间接的大师。如前所述,政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是由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起步晚、底子薄的中国无法简单复制西方市场原教旨带来的成功,转而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等直接的手段来提高市场效率、保障国家权益,并无意中获得了另类的竞争优势。既能田忌赛马(国家对市场、政府对企业),又能双管齐下(企业开路,国家护航),屡屡让对手措手不及,可谓深谙国家市场经济运作之道。而美国虽然鼓吹自由主义,但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其国家权重常常是通过制定规则或成为规则主导者来实现的。不管是连续多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诉讼,还是类似TPP、TTIP、PSA这样另起炉灶,改变原有秩序和贸易规则的跨国组织,都少不了美国政府的主张和意志。用貌似公平公正的法律文书、国际惯例将竞争对手扫地出门,更体现出美国政府狡猾的一面。
      至于在世界市场经济的舞台上,中美成为领头羊的理由也是充分的。美国作为GDP总量的老大,在以引领新经济的方式驱动全球经济。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信息技术浪潮至今方兴未艾,第三次工业革命、新能源革命又已处于风口浪尖,3D打印、工业机器人、页岩气开发、Google的太阳能电厂等都在勾勒未来世界的蓝图。科技创新不仅成为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大引擎,也使得新的创业机会、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组织形态不断向全球渗透,令世界经济保持着强大的韧性和反弹力。而老二中国则在全球配置中处于最重要的接榫位置上,平衡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下世界经济处于一个双循环体系中,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因此与中国形成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以国际贸易、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为载体的系统,推动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互惠互利。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经济双循环体系中连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枢纽和桥梁,是全球经济实现繁荣和均衡的关键。这样看来,虽然“克强经济学”的三管齐下(去杠杆、微刺激、调结构)与“安倍经济学”的三箭齐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调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日本却也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庞大体量和历史机遇,因此中国往往会成为例外,而日本却可能“埋没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不难看出,中美在当今世界鹤立鸡群与两者都是三种市场经济的“勾兑”高手,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大有关联。这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不断标榜自己是“山巅闪耀之城”,是“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是“历史的终结”等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外”有着明显出入,客观上也阻碍了美国模式的进化升级。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例外虽然成就了国内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但这种中国式繁荣还远未到定性、定型的时候,目前仍然只是杂交式、过程式的,至少还不能说是理性繁荣,更多的是权利+市场、国内+国际、东西方混杂型的野蛮增长。时至今日,不仅国内原有的人口红利、资源禀赋、转型收益开始下滑,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宽容态度也变得日趋紧张,原有的成功模式进入瓶颈,中国例外也面临调整。好在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首先,中国的国运向上,超级大国地位正在逐步兑现。中国GDP超过美国已指日可待,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大爆炸、巨大消费市场和战略纵深等都是其继续例外的基础条件。其次,世界仍将长时间处于三个市场经济的叠加期,各国已唱起了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未来的三个市场经济的权重还需要不断调整,这对于善于中庸、平衡之术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另外,伴随市场化的推进和成熟,曾经的转型红利可能被各种技术和模式创新收益所替代,互联网、机器人等新经济力量或开启中国例外的另一个时代。
      当然,中美例外的看不懂除了源于两个大国天然的复杂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在形势分析上存在的思维误区。传统的理论研究多以人们熟知的传统变量作为基础,通过对存量关系的解析来预测研究对象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在一个系统稳定、边界清晰的封闭环境中是有效的;但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我们已身处一个开放性、变革性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新变量横切不仅造成整个系统的不稳定和跳跃性,而且使得传统变量的影响力权重不断下滑,形势分析如果不能抓住新出现的引导性变量(譬如电商对传统商业的颠覆,机器人改变的劳动力禀赋、3D打印对于创新的冲击等),并仔细梳理其变化轨迹,难免就会在分析中陷入僵局。换言之,趋势外推已不适应这个时代,用未来引领今天的思想才能拨云见日。因此,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或将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为主转向趋势分析为主。
       在人类文明的加速度时代,世纪性的变革是正常的,这已成为21世纪的一种基本趋势,而中美例外的存在似乎与这一潮流格格不入。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两者的迥然有着深刻原因和历史机缘,但这样的例外绝非终极性的,仍然只是一种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状态。他们的成功其实也源于抓住了一些引领未来的变量,譬如美国的创新和中国的市场经济重叠期,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例外又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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